四是解决“眼睛”问题，即审美问题，复兴中国城市意境与城市美学。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有句名言：“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继承和发扬“天人合一”风水观等中国传统人居环境哲学和聚落美学思想，开展城镇公共艺术规划，从意识形态和实体形态两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的建筑之美、环境之美、场所之美和文化之美。
在水平方向上，提升政府管理人口经济集聚的能力和水平，完善政府管理城镇集聚的理论、方法、政策、平台和手段，提高城镇人口和经济密度，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疏密有致、混合多样的国土空间格局和城镇空间格局，最大限度地获取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促进中国城镇化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特别是集聚效率驱动型转变。
从国际经验看，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世界上一半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占土地面积不到5%的地区，北美、欧盟和日本的总人口不到10亿，却占世界总产量将近三分之二。通过政府有效的集聚管理以及释放集聚化、迁移和专业化的市场力量，遵循经济地理的三大特性，即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削弱分割，实行人口和产业的地理变迁，发展中城市、地区或国家将走向繁荣。
未来应进一步从国家经济核心区的城镇群(大都市地区)、城市中心区和城市新区(开发区)三个层面提升人口和经济密度，提升这三类的承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将之打造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动机”，推进城镇的标准化、信息化、模块化、圈域化和网络化发展，走更加智慧地、科学地推进城镇化的新路子。相比于垂直方向的创新管理，水平方向的格局优化与集聚管理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内需、内源，是当前复杂的世界格局之中操之在我的可控的战略变量。
建立更加综合的现代城镇管理体系
相比于以土地经营为主的“城镇经营1.0”，以城镇人文和产业生态系统经营为目标的“城镇经营2.0”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市场把握能力，更加精准、精细和精巧的管理技能，需要建立更加科学、更加综合的现代城镇规划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体系。
首先，在土地方面，为了盘活3.5万平方公里的低效城镇土地，应按照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多类型、高效率的土地使用权市场，提高包括土地在内各种城镇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提高资源和要素使用效率。
积极推动农地整理，培育以“折抵指标”为内容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作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实现耕地保护与城市建设用地合理扩张的关键改革举措。
稳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培育以“增减挂钩结余指标”为内容的跨区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采取容积率交易等方式，大幅度提升工业用地的容积率和使用效率，挖掘工业用地的使用潜力。
推动城镇郊区农民土地和城中村的土地进入房地产租赁市场,采取过渡期土地双轨制，允许城郊农民自行或联合开发符合规划要求的房产，在一定的过渡时期，这些房产只能租不能卖，从而大大增加了城市房地产租赁市场的供应量，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成本，带动整体房价下降，抑制房价的上升。
总之，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设计或类市场机制设计，促进土地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更多形式的市场化配置，解决制约土地使用权市场化问题。
其次，还需要降低城镇规划的专业技术门槛，让更多的专家和老百姓能够参与到城镇规划过程中来，而不是使得城镇规划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政府主管部门技术官僚的专利。以“城镇模块”为单位的、多模块组合和多利益主体协商式的城镇规划体系有助于城镇开发更能符合实际，符合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是推行“城镇经营2.0”的重要制度保障和实施手段。
为了完成土地财政和“土地经营1.0”的循环，各级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特别是一些标杆性企业和项目的引入，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形成了以税收竞争为主要手段的血拼式的城镇政府竞争格局。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加速城镇化期的第二阶段(从城镇化率50%到70%约20年的时间内)，在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能动的同时，加强对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城镇招商引资服务平台，探索形成产业集聚管理的市场化孵化途径。
再次，为了抑制城镇政府重土地城镇化、轻人的城镇化的政策倾向，加快城镇经营模式的转型，促进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应以城镇为基本单位，以人、土地与公共服务平衡为原则，开展定量化、精准化、全过程、硬约束的城镇政府绩效管理。
改变单纯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将更多导向性的指标引入城镇化和房地产开发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采用智慧城镇的思路和手段，建立城镇用地项目库，建立容积率计量标准，开展容积率交易，征收闲置税；建立城镇房地产土地、水、能源、碳排等方面的计量与绩效账户；建立城市产业运营效能工具，根据城镇条件合理适配产业，促进产业发展效益最优化；建立完善的资金监管工具，把握城市资金构成和流向，有效监控国内外城镇投资的流动，抑制推动房价虚高的“热钱”流动，促进购房需求和房地产市场资金结构合理化。
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应将给各个城镇的土地指标与城镇能够解决进城农民工的户口数量以及提供给他们的公共服务的质量挂钩，促进城镇政府实现全面、全过程、负责任的城镇化。
提升中国城镇在全球城镇等级中的地位
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是一次牵涉到国内变革的事情，亦将对深刻影响包括中国城镇在内的中国在全球中的地位。中国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略机会，构建城市与区域创新系统，提高城镇的创新管理和服务能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和功能升级，提升中国城镇，特别是中国的世界城市在全球城镇的“能力阶梯”中的地位，占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以能源革命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为主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产业关系和经营秩序，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聚存方式和世界的经济地理格局，改变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和利益分配机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城镇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高端和中心环节、实现城镇“能级”的跨越与赶超提供了“机会窗口”。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智慧城镇、低碳城镇、创新城镇的建设为契机，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之窗，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模式和技术创新。应着力建设城镇区域创新系统，推行城镇居民和企业的“生根计划”，促进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创新网络。应加强创新方法工作，培育市民和企业的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从源头推进我国城镇的自主创新。
当然，某种意义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能力阶梯提升是一条漫长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我国城镇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既取决于全球性的技术经济周期的运行，也取决于中国把握技术经济周期和国际政治经济变化机遇的能力。
所谓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就是要应用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采取一切可能的先进技术，提高中国城镇的质量、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特别是要建设在全球城镇等级体系中居于控制中心地位的世界城市；“特”就是要以人为本，以中国人为本，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推行人的城镇化、中国人的城镇化、中国人观念和思维的城镇化；在提高以城镇全面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城镇质量的基础上，合理保护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重建包括城市价值(道德)、城市艺术(美学)等在内中国人的城市精神秩序，把中国的城镇建设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