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园区360家企业中，只有60家是化工产品生产厂家，化学品输送管网规划布置合理，形成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其余300家均为供水供气、污水废料处理、建筑、培训、贸易等各种服务性企业。这种将物流、仓储交由专业化第三方服务商的作法，最大限度降低了化工原料及中间体生产、储运过程中的成本和安全风险。
每一个新的项目工程上马，从资金技术到环保安全措施必须公示，以极大的透明度获得老百姓信任，只有百姓认同了，项目才能上马。一个企业如果到园区投资落户，环保和安全措施需要的资金大概占投资的25％。园区看不见烟囱冒黑烟黄烟，只有经过净化的徐徐水蒸气；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重新流入清澈的穆尔德河；园区街道上看不到载着化工原料的重型汽车穿梭，满眼望去是高高架起的输送管道，宛如空中走廊，整洁、安全又节省用地。如今的比沃市虽与化工园区比邻而居，却感觉不到传统化工工业对人的影响。相反，这里鸟语花香、空气清新。
韩 国：
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韩国城镇化一开始与工业化无关，主要是战争破坏和依赖美援进口粮食，导致韩国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镇谋生。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首尔、仁川等城市人口迅猛膨胀。从1960年至1980年间，首尔人口从244.5万迅速增至836.4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城镇化率迅速升至77.3%。
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韩国政府在核心城市建卫星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并开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新农村运动”。
鉴于首尔无法应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借鉴欧美经验，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市”方针，兴建了城南、龙仁等10座卫星城，通过轨道交通与首尔市内的交通线对接，形成了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这一发展模式大大缓解了首尔的人口压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弃地入城，但是农村却不会消失。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农村运动”，用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开发的模式，发动农民建设家乡。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每个村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建设。得到援助物资的村民纷纷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完善村里的公共设施。韩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政府援助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三分之二的村升为自立村。
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合理补偿。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迫使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土地供给。对于土地补偿，韩国遵循了“谁开发，谁补偿”、现金支付、确保一次性到位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合理有序地开发农村土地，使韩国的城镇化率得以进一步提升。
英 国：
为“城镇化=进城”纠偏
英国城镇化的成功经验，一是工业革命的大力拉动；二是注重“政府引导、市场拉动和民众参与”堪称“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三是在具体实践操作层面，不断出台和强化各项立法，让法律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扮演主角，通过法律的调节，对城镇化进城“纠偏”和“防误”。
在英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如财税调节、规划督导等，对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发展进程、发展速度等进行因势利导和宏观调控，使城镇化整体进程在“健康、有序和充满生机的轨道内进行”。比如，某一行业发展过快，而负面波及另一行业的发展时，政府就会实行“行政干预”机制，以维护城镇化进程整体推进过程中所需要的产业结构平衡。
立法是英国城镇化中的一个利器。自1909年以来，英国先后颁布40多部与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从1909年的第一部《住宅、城镇规划条例》，到最近修订的《城乡规划法》，数十部法律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走偏、跑歪”现象及时校正。譬如，“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就是通过《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这一法律得到执行的。它使英国走出了农村一味向城镇进军的误区，使更多农村变成宜居的小城镇。1956年，英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强制性要求发电厂搬出城市。经过多年实践，终于把城镇化进程的环境代价减低到了最小。
对“城镇化就是进入城市”的纠偏。在英国率先倡导城镇化的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城镇化并不是让乡下人盲目涌进城市，而更多地是把原有乡村打造成城镇。他认为，应该倾力发展一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个小城镇建有工厂、医院、图书馆、学校、电站的硬件设施。现在，英国越来越多原来的乡村变成城镇。许多伦敦人宁愿住在小城镇，而不愿待在大城市，因为小城镇空气新鲜，风景优美，适宜生活。
巴 西：
过快城镇化引发诸多矛盾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13世界发展指数》显示，金砖国家中城镇化率最高的是巴西，近85%。1960年至2000年是巴西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城镇化率由44%蹿升到85%。
但城镇化进程过快，也给巴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大量农民从乡村涌向城市。加之当时政府政策引导不利，导致短时间内劳动力大量增加，城市贫民窟大量涌现，环境恶化，城市污染问题严重，极大加重了城市负担。
过快的城镇化也造成了巴西经济转型方面的问题。按照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由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农业、工业、服务业逐渐转移的过程。但大部分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得工业发展不充分，工业吸纳农村流动人口的能力有限。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服务业，导致服务业的非正规化。
城镇化程度严重不均。巴西现有5565个城市中，38个大城市的居民人数超过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0%，3914个城市的人口不到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7%。此外，目前巴西境内收入悬殊等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极富阶层的收入是极贫阶层的175倍以上。巴西国内5.2%的极富人群掌握着30.2%的财富，而贫穷人口仅拥有国内0.2%的财富。
为解决上述问题，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7年巴西联邦政府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居民卫生、住房建设、交通和能源等领域，实现经济加快增长。2010年，巴西政府又推出第二个加速发展计划，通过就地修缮、改善卫生及污水管道设施，为贫民窟居民发放门牌号等措施对贫民窟进行改造。巴西政府还在2010年推出“我的家，我的生活”住房计划，为城镇贫困居民提供了大量廉价房源。
虽然巴西已经实施了一系列计划，调整社会分配收入差距，但这还将是巴西长时间面临的最大问题。今后，巴西还需在社会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方面作出全面改革，着力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政府必须强化现有的制度，或创建新的制度。三级政府之间应把新的联系和联盟作为日常工作，以提高执行效力，冲破政治鸿沟和政治更替，实现持续的协作和资源共享。通过更加广泛而公平的再分配来减少城市分化现象。
澳大利亚：
“蔓延式”扩张的反思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根据有关数据，约8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里。而澳大利亚城镇化大多按“蔓延式”发展模式。
被称为澳大利亚“城市的心脏”的悉尼城始建于1842年，其地界在随后的岁月里虽几经变化，但占地面积约只为11.65平方公里，也即所谓的“中心商业区”的所在。而围绕着“市中心”的则是众多的郊区卫星城。人们如今称为“大悉尼”的城区，占地面积则达到1687平方公里；悉尼统计局用来进行人口统计的非正式的大城区的面积更达到12145平方公里。有关数字也显示，悉尼西部的郊区地界已由早先的50公里延至120多公里处。
澳大利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蔓延式”模式也导致了许多突出的问题。首先，人口的快速聚集和膨胀，使城镇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城镇化需要有包括类似高质量的住房、交通设施、道路、学校、医院、警察和消防服务等便利设施，来保持人们的高质量生活。同时，也需要有社区中心、公园和体育场所等保持人们社会联系社会基础建设服务。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城镇化以来，澳城市就处于不断“追赶”膨胀的人口的需要之中。尽管如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仍“无可奈何地”处于“滞后”状态。
其次，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蔓延式”扩展城镇规模，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地域空间来满足人们的住房建设和产业发展用地，更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剧减。如昆士兰州西南部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化发展和“低密度的乡村居住建设模式”，导致了当地成片的未开垦森林地带被分隔成马赛克状，一些本地植物种类出现消失、衰退甚至灭绝现象，而外来品种则大肆繁衍。这些变化进而影响到当地水、土的构造乃至营养成分。
再次，“蔓延式”发展不仅导致与基础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自然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相关的经济和环境成本的增加，也容易使原来的城镇区域出现“衰退”。这也即是城镇化过程中被称为“城市的增长和衰退”的恶性发展。人口学家常常使用“生态足迹”模式来评估人口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预测一个城市所需的土地面积、能源、食物、水、自然资源消耗和处理废物垃圾所需的空间。“生态足迹”越高，其可持续性越低。根据2008年的有关数字，澳人口的“生态足迹”在世界上居偏高的位子，为7.8公顷，是全球平均数的2.8倍。这意味着澳城镇的能源消耗模式的可持续性较低。研究显示，如果保持现有人口增长势头，到2031年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口“生态足迹”将覆盖到全州95%的面积。
最后，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域容易因“被忽视”而出现“孤独感”。相应地，由于不能充分享有城市的好处，也会加剧“平等缺乏”，成为问题多发区。据报道，悉尼西郊是摩托车党活跃的一个区域，贩毒吸毒和洗钱等活动较为严重，经常发生枪击、暴力事件。
为应对城市衰退的挑战，澳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一些相关住房和规划政策，以防止人口过度向远郊扩散，突出使原先的城区建筑、道路和公共场所恢复活力，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城镇的这些服务，降低基础设施浪费和不平等感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