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与农业社会分散的村落式居住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35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快提高。工业化、城镇化产生的巨大供给能力和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发展。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我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应当是多层面、多形式的。产业集群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成为城市群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应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城镇化是未来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城镇化既是工商业发展、集聚的结果，又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因此，工业化与城镇化应当协调发展、同步推进。然而由于体制上的障碍，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形成了2亿多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没有城市户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农村的承包地仍然靠自己或亲友耕种。这种状况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
一是无法建立高素质的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特别是一些女工从事的技术性强的工作，刚刚达到熟练程度，就到了结婚年龄，需要回到农村去，非常可惜。由于职工队伍不稳定，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职业技术培训。现在普通的熟练工好找，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制约了制造业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是农业长期沦为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弱质产业。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农村大批年轻劳动力流失，造成“老人农业”，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迟迟未能出台，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农村留不住，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大农业的进程严重受阻。有的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城市化的滞后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
三是降低了工业化、城市化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综合效应。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在建立现代化大工业的过程中供给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但由于城市化滞后，使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延缓了社会进步。特别是夫妻两地分居和数以千万的留守儿童，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和长期心理创伤。
未来20年，城市化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城市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即达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需要增加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达1万亿元。再加上一个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其商品性消费将增加3倍以上，城市化进程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的拉动力。
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2%。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才稳定下来。未来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将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即每年将有1300万人进入城市。特别是十八大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进城农民同城里人一样享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必将对农民进城产生更大吸引力。此外，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也将对城市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持。随着第三产业“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全面推进，将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产业将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局面，从而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未来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保持在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是有可能的。到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以上，快速增长期才会结束。在此之前，我们要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不断清除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从城市化中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二、三大都市群崛起将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的模式必将是多元化的。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三大都市群、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区域性城市群、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市化，三种模式同步推进、相互协调，将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色。
在前35年的发展过程中，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都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群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已初步形成。2012年，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分别已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其中，长三角包括沪、苏、浙地区生产总值达1.7万亿美元，环渤海包括京、津、冀、辽地区达1.3万亿美元，珠三角包括粤、港地区1.1万亿美元，三个地区合计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7.8%。到2020年，每个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将达2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目前纽约、东京都市群的经济规模。纽约都市群和东京都市群是目前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都市群，在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中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形成各具特色的三大都市群，成为全国的科技、金融、制造、贸易、交通、信息中心，形成产业、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加快三大都市群的发展，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形成一体化发展体制。在区域内，要允许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目前，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是三大都市群发展的最大障碍。以房价为例，中心城市和城市中心地段的房价可能高达每平方米数万元，但驱车半小时到郊区或周边地区，房价可能一下子降到每平米几千元。如果通过快速轨道交通把市区与郊区、城区与周边地区连接起来，带动产业扩散和人口的合理流动，既能有效抑制城市房价上涨，又能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还能带动郊区和周边地区发展。如此一箭三雕之好事，只有打破行政壁垒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才能付诸实施。
三、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发展次级区域性城市群
在中西部的广大地区，省会城市已成为省域范围内的经济中心，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与邻近的地级市用城际高铁联系起来，可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与全国三大都市群相比，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城市群，是带动省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目前，这类城市群的雏形已现，规划思路明确，发展活力正旺，在带领中西部地区追赶沿海地区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包括洛阳、开封、许昌、漯河、新乡、安阳等城市在内，被京广、陇海高铁连接起来，已构成半小时生活圈，可实行同城化、一体化发展，有力地带动着中原经济区的崛起。郑州国际航空港的建成，进一步强化了郑州作为全国物流枢纽的地位。郑州至重庆高铁的即将开通，将进一步密切南阳与中原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在中原城市群的带动下，河南将走出一条不牺牲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道路，这是中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子。
武汉城市圈包括宜昌、黄石、鄂州、孝感、黄冈、襄阳在内，以京广高铁和长江水运为纽带，正加快经济追赶步伐。这一地区，以武钢、二汽、武汉光谷为代表，工业基础雄厚，是中部的制造业中心。全省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是传统的鱼米之乡。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将为中部崛起提供重要支撑。
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的经济中心，目前已形成工程装备、机车车辆、动漫文化等支柱产业。湖南人才济济、资源丰富、区位优越，长株潭作为核心区加快发展，必将带动湖南经济的腾飞。在赶超沿海地区发展中，湖南必将后来居上。
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德阳、绵阳、乐山、宜宾、南充、自贡等城市在内的城市群，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科技资源雄厚、制造能力强大、农业生产发达。近十几年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积极承接沿海和国外产业转移，电子、汽车、飞机、制药、发电设备等工业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成都市积极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探索，在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和社会管理一体化等方面大胆创新，有可能在西部地区率先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同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上述四个区域性城市群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为省域范围内以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经验，展现了中西部发展的巨大潜力以及释放发展潜力的正确途径。此外，安徽省沿江城市带，陕西省西安、咸阳、宝鸡城市带，发展势头也很好。中西部的传统农业大省人口密集、交通发达、文化深厚，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如果说前35年沿海地区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那么，未来20年，中西部的农业大省通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步伐，能够赶上沿海的发展水平，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无论是第一层次的三大都市群还是第二层次的区域城市群，都代表着这种发展趋势。城市群之所以成为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原因在于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可以形成功能互补关系，有利于实现城市功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城市运行的整体效率。在城市群中出现以港口运输、加工制造、商务市场、科研开发、教育培训、休闲旅游、生活居住等功能为主的特色城市，就是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趋势的具体体现。
四、以县城为中心实现就地城市化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县城为中心，包括县城关镇、若干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在内，形成就地城市化的模式。在县城、小城镇和新型社区居住的人口，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能够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过上现代化生活。其前提条件是县域经济比较发达，有足够多的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在全县范围内建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在苏南、浙江的一些县级市，如昆山、江阴、吴江、武进、安吉、余姚、上虞、慈溪等市，由于乡镇企业发达，农民的绝大部分已就地转移到工商业从业，而且吸纳了大量外省劳动力就业。当地人口仍居住在原来住处，有的依山傍水，有的林竹环绕，别墅式建筑错落有致，形成优美、洁净、方便、舒适的人居环境。这里的人口不再向往大城市，甚至考上大学，也不愿迁转户口。这种城市化是比大中城市更宜居的城市化。凡是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实行这种就地城市化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