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全球城镇化时代已经来临。从资源集聚、产业分工以及效率提升的角度看，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反思。
美国：产业集群(城市群)
推动高水平城镇化
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数量上看，中小城镇占主导，从聚集度看，大城市占主导。
美国城镇化进程与科技革命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广泛引入欧洲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大加快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带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大批农业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也为城镇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国际移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镇化面临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带来知识和技术。此后，美国逐步形成了以产业集群为中心的城市群。
日本：实施产业政策
主导下的城镇化战略
日本土地资源有限，实施政府主导下的高度集中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对少数几个都市圈实行优先集中开发，在一定的区域内发展由核心城市主导的城市群。日本在1961年颁布了《促进不发达区域发展法》，1962年颁布了《促进新工业城市建设法》，统筹建立一个连接东京湾、依势湾和大阪湾的60公里长的特大城市群地带。与此同时，政府着力发展以京叶工业地带、阪神工业地带、东海工业地区以及广岛、北岛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地区为主体的太平洋工业地带。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促使城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形成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大城市以及首都圈、中京圈和近畿圈三大都市圈。在此以后，政府开始将工业和投资通过产业政策逐渐引导到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周边的卫星城市和中小城市以推动日本城市群的均衡发展。
除了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化发展并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之外，日本政府对城镇化的干预主要通过国土资源的合理规划，走集中型城镇化模式，节约土地资源利用。
韩国：靠城镇化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是少数成功推进城镇化进程，并借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经济体之一。1960年，韩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8%，而1990年这一数字已升至82.6%。在韩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实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发展战略，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以轻纺为主的出口导向战略，到70年代致力重工业发展，使得东南沿海的汉城、釜山、仁川、大邱等城市的工业产值在1975年达全国工业产值的66.2%，工业的地理分布严重失衡。基于此，韩国政府从6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减少和控制布局失衡。经过若干实践，于1983年发起“农村工业园区”计划，通过一系列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园发展：限制对大中城市的工业开发活动，促使资金投向农村工业园区;给予农村工业化信贷和税收支持;拨出专款推动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主导并鼓励民间团体和企业提供各类各级技术培训。可见，韩国农村工业化既有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的扩散，也有农村地区传统工业成长，“城市工业扩散”和“农村自生”交替混合。
拉美国家：缺乏产业支撑导致“过度城镇化”
拉美国家有超前城镇化的倾向。二战前，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普遍较低。二战后，工业化率变化不大，但城镇化率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进入城市。到2010年城镇化率高达79.6%，仅次于北美的80.7%，位居世界第二。大城市人口占比提升较大。以巴西为例，1950年至2010年，巴西城镇化率由36.2%上升到84.3%，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27.1%上升到47.3%。但是，在较高城镇化水平的背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人口膨胀造成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拥向城市，造成大量城市失业人口，形成了典型的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两者缺乏协调发展。多数拉美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放弃了比较优势，城市发展与国内经济的联系较弱，导致工业化发展不足。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平均水平目前只有30%左右，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在工业中就业，而只能进入低端的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等简单的生活服务业，附加值低，无力在结构和质量上持续发展以支撑城镇化。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没有相应的就业，形成城市中的贫民窟，导致“过度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