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也是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结果。随着当前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如果顺势而为、妥善引导，城镇化将会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走得不好，现有的“城市病”将蔓延，影响现代化进程，无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事关我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
传统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截至2012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城镇人口约7.2亿。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13亿人口大国的城镇化持续发展，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但是，囿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城镇化多年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已越来越突出。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率统计指标高于实际的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15个百分点左右，城镇人口中1/3的流动人口群体无法享受城镇待遇；农民工整体上技术能力缺乏，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无务农意向，“不融入”或“半融入”的城市现象突出，成为提高消费、拉动内需的制约瓶颈和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业现代化发展受限、农村空心化的现象日益显现。二是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突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各类污染物共存的复合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一些城市在产业选择上盲目发展高投资、高耗能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的严峻约束。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四是城镇公用设施建设滞后，大型城市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五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城市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动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必须长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保护生态、集约发展，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安全、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城乡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突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国是国土大国、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和农业大国，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均发展水平低、资源环境约束严峻等突出问题，城镇化也应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突出，能通过政策导向、资源配置等手段，对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重点和速度起到宏观调控作用。
新型城镇化发展，是更注重提升质量的发展。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人口迁移主体和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为主要标志，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曾经是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往往是城市化积累的矛盾凸显和“城市病”集中爆发的阶段。为此，我国必须适时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模式，把提升城镇化质量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避免出现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面。根据预测，在GDP年均增长7.5%的情形下，未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将增加0.7个百分点。2020～203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6%～7%，城镇化率将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这种源于经济增长拉动的发展速度有其必然性，因此应当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化的质量。
总之，新型城镇化发展，注重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核心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产业支撑就业、“四化”融合的协同发展；是城乡统筹推进、布局合理、人居环境质量提高发展；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发展；是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全面谋划、重点推进
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资格认证，分类型、按层次地有序引导农民工落户城镇，与国家整体转型相适应，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发展。一是提供更为普及和完善的职业教育，全面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着力解决好每年新增的1000多万新生代城镇流动人口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问题。建立技术资格准入制度，并以技术技能等级为主要依据，制定相应的差别化的城市落户政策。二是以改善民生为宗旨，着力改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在卫生、医疗、交通、文化等方面的生活条件，有步骤、有计划地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就地城镇化”。
切实抓好环境污染的源头治理和联防联控，推行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生态城市。一是从源头防治复合型的大气污染，加快对当前影响面大、对居民健康有严重影响的雾霾天气的控制。二是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资源性和水质型缺水危机，确保饮用水安全；加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三是大力推广对城市中固体废弃物的分类收集、回收和利用，把城市垃圾作为“城市矿山”加以开发利用。四是有效落实节能减排，推行绿色生产模式。到2020年，在我国能源供应能力为40亿吨标准煤的前提下，实现控制全国建筑能耗总量在10亿吨标准煤以下；控制大城市的化石能源比例结构；推动现有的工业园区开展循环化、生态化改造。五是推动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变消费观念，积极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六是切实转变城镇发展模式，建设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标志的生态城市。
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着重抓好重要城镇化地区和县域发展。构建呼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自上而下”和依托地方资源条件、满足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城镇化空间体系。根据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因地制宜、分类引导、分区优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城镇化道路。一是抓好重要城镇化地区空间布局规划，按照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以核心城市群、战略支点地区和城镇化重点地区为基础的空间结构；二是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防止其无序蔓延，走区域协调的发展道路；三是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推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赋予县级行政单元更多的发展权益，投放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提升产业对城镇就业和服务的支撑水平，保障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促进“四化”融合发展。工业化仍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拉动力，“四化”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是要创新驱动，形成一批新兴产业，同时提升现有产业，提高质量效益，促使一批落后和过剩产业（或产能）被淘汰。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发展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要进一步放开准入，便利人民生活并吸引大量就业。公共服务业要加大覆盖面，逐步实行均等化。三是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组织机构，扶植壮大一批龙头企业，正确对待广大中小微企业，形成一批专、特、精企业，对大量生产加工型、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要依托完整产业链和市场需求，发挥优势以维持、提高竞争力。四是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延长产业链，共同促进农业现代化。五是以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积极发展生态产业。
落实公交主导的城市交通政策，综合治理交通拥堵顽症。以绿色交通为先导，构建安全高效、环保节能、以人为本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与引导作用。一是确立以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为主导的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模式，大城市应大力推进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二是以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调整为手段，改善“职住分离”的现状，从源头上削减不合理的出行需求；三是实施需求引导型供给策略，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切实改变大城市出行过度依赖小汽车的局面。
保护特色城镇与古村落，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是新型城镇发展的历史责任。人居环境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出发点。一是创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塑造各具特色的城市景象，避免“千城一面”；二是建立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倡导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城市美，杜绝脱离历史、盲目抄袭的“洋、奇、怪”建筑；三是加强对自然与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不得随意拆除和破坏，启动“美丽城镇和村落保护工程”。
加快智能城镇建设步伐，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运用现代化手段创新城镇管理方式，是新时期社会和谐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一是构建统一的信息资源中心，实现城镇实时信息流的动态获取和分析集成，推动城市信息资源共享；二是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平台，提升行政效率；三是加快城市决策支持系统建设，推动城镇运行监测、预警、诊断、决策的智能化发展，全面提升政府科学决策水平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四是改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