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来看，我国城市化与世界相比是滞后的，这与经济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是不相称的，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世界城市化率到2008年达到了50%，这一年成为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的“城市世界”元年，而我国城市化率到2011年才超过50%，比世界平均水平滞后了3年。2011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了80%，中等收入国家才50%，与我国城市化率大体相当。从城镇化速度看，英国是第一个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大国，城镇化率从1800年的26%到1900年的75%，实现城镇化的时间大约用了100年。美国实现城镇化大约经历了80年，城市化率从1890年的35.1%到1970年的73.6%。日本实现城镇化大约用了40年，城镇化率从1935年的32.7%到1975年的75.9%。韩国实现城镇化仅用了30年，城镇化率从1960年的28%到1990年的75%。我国城镇化率在1998年首次超过30%，到2011年超过50%，13年里平均每年提高约1.5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达到60%，到2030年达到70%，我国实现城镇化的时间估计也就是30年，考虑到我国城镇化规模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化的速度相比就显得非常快了。
我国城镇化的规模巨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大迁徙。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1年》预计，2011至2050年世界城市化率从52.08%提高到67.3%，世界城镇人口将从36.3亿人增加到62.5亿人，其中亚洲和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长将占世界城市人口总增长的86％，亚洲城市人口将增长14亿，非洲增长9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2亿，因此城镇人口增长正在成为一个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现象，预计到2020年亚洲将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非洲到2035年城市化率才有可能达到50％。根据该报告，中国城市人口同期将增长3.41亿，在城市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中位居第二。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目前人口总量约为13.4亿人，从1998年开始到2012年，我国从乡村迁移到城镇的总人口已经达到3.1亿人，目前每年转移人口大约10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到2030年我国还有3亿人转移到城镇，这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按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1计算，如果一个农村居民转移为真正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至少要扩大到3倍以上，同时每一个转移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3倍以上。据测算，2020年我国的市场消费总额，将从2010年的19万亿元增加到64万亿元，总扩容量为45万亿元，对应的年均增长率是13%，比2000至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高1个百分点。
从我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国情来看，我国是在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先到的这一特殊时期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世界各国推进城镇化时期，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人口红利过程中和人口老龄化之前，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是正面的。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却必须考虑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城镇化的不利影响。首先看人口红利，即总人口中生产者（25岁至64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与消费者（25岁以下、64岁以上的非劳动力年龄人口）形成的抚养比，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生产者超过消费者，社会负担总体较轻，人口红利十分显著，预计2015年我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抚养比达到136%，见顶后逐渐回落，到2030年维持在120%，即1.2个生产者抚养1个消费者。其次看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就是老龄化社会，我国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按照联合国新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是老龄社会，我国2001年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代表何安瑞预计，我国老年人口到2050年预计将达到4.3亿，占总人口超过30%，也就是每3个人中就将有1个老人。最新研究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且缓慢的，我国必须要针对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的特殊国情，预判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特殊性。
从土地和人口城镇化的角度看，我国出现了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从人-地关系来看，世界城镇化已经出现了三种模式。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分散模式，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从自然禀赋看这些国家地多人少，再加上城镇化时期出现现代交通体系，从而形成了分散模式，2005年，北美城市化率达到81%，城镇用地是89.6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总面积的4.8%，人均城镇用地是3300平米/人；大洋洲城市化率为70%，城镇用地是5.1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面积的0.6%，人均城镇用地是为2096平米/人。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集约模式，以西欧和日本为代表，2005年，西欧城市化率为76%，城镇用地是18.1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面积的16.6%，人均城镇用地是为1269平米/人；日本的城市化率为66%，城镇用地是10.4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面积的28.6%，人均城镇用地是为1235平米/人。人口与土地平衡城镇化模式，以北欧（丹麦和芬兰）和南欧（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代表，2005年，北欧的城市化率为84%，城镇用地是18.5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面积的9.6%，人均城镇用地是为1953平米/人；南欧的城市化率为66%，城镇用地是19.6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面积的15.1%，人均城镇用地是1957平米/人。我国城镇化受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深刻影响，当前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人地两大核心要素的失衡：从人地协调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在人多地少的严峻格局下，我国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全国城市建成面积由1981年的7438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36295平方公里，年均增长速度是6.3%，同期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速度是4.21%，前者增速高于后者增速2.1个百分点。我国建设用地内部比例严重失衡，土地利用效率很低：根据土地调查数据，我国全国人均城乡建设用地是182平米，其中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为130平米，而农村人均占用农村居民点用地是220平米，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是3:7，这个数字尽管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但存在严重的计划失衡，其中城镇工业用地面积占比过高，平均为25%，高于国外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全国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仅为0.3至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0以上；我国农村建设用地占比大，201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接近17万平方公里，是城镇建设用地的近4倍，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农村数量在迅速减少，但是我国的农村建设用地没有减少还在增加，这就造成了我国农村建设土地的大量闲置，有人估计目前闲置规模达185-285万公顷，大体相当于现有城镇用地的1/4到1/3。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城乡关系的未来展望
为了解决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和城乡公共服务上的差距，2007年6月，国务院将重庆和成都确定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打通城乡土地市场来促进城市发展并带动农村现代化，通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以城乡制度创新为核心特征的综合配套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城乡土地市场。一是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现行行政体制框架下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改善城乡收入分配。2004年国土资源部实行“城县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成都累计投入200亿元，复垦了5万亩土地，同时增加了5万亩建设用地指标投入城市建设，建设用地指标置换价格不断上升，从最初7万元一亩上升到30万元一亩。二是推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推行土地流转，实行农村建设用地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机制。成都设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截止2010年10月31日，成都全域约180万农户、1000万个地块进行了实测，明确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使用权，共颁发《集体土地所有证》3.38万本，《集体土地使用权》166万本。三是建设农村土地交易所，探索土地资源市场配置市场化机制。重庆开展了“地票”交易，政府逐步退出土地整治和行政配置转为土地交易提供公共服务。“地票”是转让农村建设用地权利的法律凭证，地票交易制度分为四个环节，复垦——在农民自愿、集体组织同意的前提下，农民根据土地规划和复垦整理规划，将不再使用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验收——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会同农委，对复垦产生的耕地进行最终验收，确定合格的地票数量；交易——任何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市场主体，在土地交易所参加竞拍完成交易，地票交易款扣除成本后，85%归农户所得，15%归农户所在集体组织所有；落地——购得地票的市场主体选定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待开发土地，由政府凭地票办理征收转用手续，完成补偿安置后，国土部门按照规定组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截止到2011年3月，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组织举办了21场地票交易拍卖会，交易总额达4.85万亩，成交金额累计达70.54亿元，已有53宗地票1.35万亩获得征用批复，其中9宗共1836亩以“招拍挂”形式完成公开出让。从土地制度改革实施效果来看，取得了提高农民财产性权益、减少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和促进城市发展的三大目的。
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城乡劳动力市场。成都市已经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户籍改革，2003年取消城市入户指标限值，采用了条件准入制；2004年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08年实行本市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城市；2010年出台了“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迁徙自由”的政策，将“统一户籍”代替“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根据成都市政府核算，户籍制度改革使社保系统每年多增加了8亿元的投入，至于其它公共服务细账，尚待更具体的细则出台才能评估。重庆市2010年7月启动户籍改革，计划2年内让300万农民转变户籍并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经过测算为300万新市民提供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形象地讲是“穿上五件衣服”），政府开支大约为1240亿元，平均每人4.1万元。据《人民日报》报道，到2011年底重庆累计转户人数超过300万人，其中农民工群体及新生代转户190万，重庆的城镇化率从29.2%提升到37.7%，两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
我国此前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产生了一些制度性冲突和大量社会矛盾。我国未来须将过度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和社会督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政府角色和职能将发生一次本质性的变化，即保障城乡居民的财产权和迁徙权，并以政府有效引导为基础，建立一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由市场主导的城镇化机制。成都和重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实践证明，政府减少城镇化的资源配置职能、提高宏观调控和维护公平职能，将会大大降低城镇化的社会成本。
展望中国城乡关系未来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大力推进阻碍城乡融合的计划体制，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有力支持的巨大后发优势，我国城镇化一定能创造出以人为本的土地、能源、交通集约的、数字虚拟的城镇化新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刷新世界技术的基本面貌，特别是新能源、新交通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将为我国城镇化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巨大的历史机遇。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机械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机动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未来将产生“数据化”的智能城市化模式，中国城市化将在改革和创新的基本动力下，为人类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