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表示，很多地方官员认为，只要有了土地指标，允许兴建工业园区、开发房地产，就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加之城镇建设视觉业绩对官员成就感的满足，发展逻辑演变成了本末倒置的、简单化了的“城镇建设→经济发展”。而事实却是，各地缺乏人气的“空城”在增加，开发区荒置土地多处可见。
“现在很多地方都把促进经济增长押到了新城建设上，大部分新城规划都确定了庞大的投资规模，寄希望于未来通过新城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偿还。”李铁说。
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并没有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大规模造城。当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发展需要用地时，用地者必须跟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进行谈判，这样一方面工业用地的价格较高，可以促进工业用地者集约用地；另一方面，如果住房供应紧张，价格过高，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土地，建造住房，供应给市场，也就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房价过高、农村迁移人口无法在城市定居的问题。
在李铁看来，新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政绩很容易显现出来。即便后来发现决策有误，新城成了烂摊子，已经升迁的官员也不用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所以大多地方官员在新城建设上都充满热情。
为此，他提出两个改革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府的整个决策行为能不能得到允许，重大的新城区建设中的大兴土木、大搞形象工程现象，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通过什么方法来遏制？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土地行政改革对这些现象产生一个约束力？地方政府之所以大兴土木就是因为他们拿地太容易了，是不是能把更多的土地发展权益交给农民来处理？”
3、城镇化为了什么？
“中国2012年名义城镇化率虽然达到52.6%，但其中只有36.3%的户籍人口，16.3%的农民工主要消费仍然是在其家乡，对拉动内需贡献不够明显。另一方面，各地的造城运动正在建成一座座空城，资源浪费严重。从这个角度讲，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涉及到融资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养老体制改革，我们无法期望城市一下就改善得比较理想，但只要政府在推进改革，未来就有希望。”李铁说。
最早被称为“鬼城”的鄂尔多斯，如今城镇化率已达到7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从2006年开始，市政府和51个市直机关陆续迁入康巴什新区后，数以万计的公务员也陆续搬到新区，但这些人却陷入了每天从东胜老城区到康巴什新区往返两个小时的钟摆般生活。
现在，这座城市却在想方设法往城里“填”人。鄂尔多斯兴建了上万套公务员房，成为政府动员搬迁的杠杆。此外，鄂尔多斯还在艰难地寻找奇瑞、吉利、富士康等这些大型企业落地，为康巴什新区带来产业工人。
发展城市究竟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市民。而现在，造城运动却把城镇化拖入了本末倒置的怪圈。事实上，一个没有产业和就业、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一句话，没有人只有楼的新城，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来看，地方政府在热衷造城的同时，对于需要承担的义务却表现得非常消极。李铁表示，地方现在所炒的城镇化概念，就是大量的投资和建设，但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中央政府对推进人的城镇化态度非常积极，早在10年前就放开了县级城市户籍限制，2011年则放开了地级市户籍限制。“但放开意味着需要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教育资源，意味着更大的财政投入，所以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进城一直是消极态度。”李铁说，这种趋势越是强化，就越不利于人的城镇化，“因为城市越繁荣，住房等方面的生活成本就越高，对农民工的排斥力也就越强”。
“城镇化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袁崇法说，近几年，城镇居民对住房保障、教育、医疗、交通、社区物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意见日增，意味着城镇化过程不只是物质建设过程，还是更重要的保障民生权益的社会建设过程，偏重一端必有严重隐患。
陶然指出：“消除造城运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是一个必须马上要做，但也不可能短期就实现的工作，必须要通过多种措施，尤其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城镇化模式的全面转型。”
专家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现有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没有得到应有推进的情况下，新一轮城镇化有可能陷入误区。如果大搞“造城运动”，结果可能新城涌现了，但农村却衰落了；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可能房价起来了，但内需下去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地方政府增加可用资金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卖地，地方政府从中能收获良多。一旦尝到甜头，地方政府就会乐此不疲，但后果往往是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贵，普通百姓非但难以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好处，相反还要为水涨船高的房价付出更多代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没有足够的人口，人为造出的这些新城到了夜晚一片漆黑，成为“鬼城”。中国不应试图使各个地区实现同等的发展水平，而是应当在人口密度已然较大的地区推动城市建设。只有防止城市无限制扩张，才能给中小型城镇留出生存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严金明：城市的发展，应通过产业带动城镇化。必须先有“市”，再有“城”，而不是反之。新城建设过热，根子在于各地对中央的城镇化政策理解有偏差。目前一些地方城镇化更偏重于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这种人为“造城”的模式必须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