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对我这样一个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鲜词，其实也是这两年才刚刚实行起来的，大数据确实是孕育着一个大的机会。大家知道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只有这三者融为一体，或者三者都具备条件的时候，大数据才能变为商机，大数据才能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工具。当然大数据得不到云计算和互联网的支持，这个数据也只能锁在保险柜里。我做统计很多年了，当时到统计局的时候就只知道数据是保密，因此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必须锁在保险柜里面，随着80年代开始改革，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上，中国统计的对外开放，可能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从80年代中期，我们首先就引入了GDP这样一个国际通行的统计核算指标和核算的办法，随之我们又技术半开放型统计，把数据的99%都解除了机密两个字，来向社会开放，所以才架起了统计与社会的连接的纽带。其实统计也就是随着改革的推进，随着人们经济意识的强化，才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越来越与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话？数据只有跟人们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
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变革的关键阶段，也处在一个转型的新的阶段，所以变革与转型既是中国的任务，也是世界的任务。对中国来说，打造一个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打造一个中国经济的第二进，有赖于变革，有赖于转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古今中外发展之道变则通、转则兴，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从国家的发展背景来看，确实这六个方面的变化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也就是我们研究、分析、观察、判断中国经济的时候，一定要从这六个方面来重新认识、重新观察、重新分析、重新判断。
第一是发展阶段，我们已经从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进入到中等收入，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现象，我们如果还是用低收入的眼界来看中国经济，一定会找不到方向，一定会感到迷茫，反过来如果我们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可能能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收获。
第二是市场供求，从商品短缺到相对过剩，这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个最重大的变革，我因此说计划经济最大的好处是创造需求，而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就是创造供给。因为计划经济国家主导下面，那种软约束的预算机制，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因此都存在着很大的需求冲动，所以能够派生出很大的需求。在计划经济下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两个词是膨胀，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当然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饥渴，投资饥渴、消费饥渴。而到了市场经济，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东西越来越丰富，琳琅满目越来越多，所以由少到多，由缺到余的变化，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既是我们的成果，可能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习惯于解决短期问题，我们也在短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不熟悉过剩，我们也没有解决过剩矛盾的经验和办法。
第三是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说，低成本到高成本，企业成本、社会管理成本、劳动成本，都是过去支撑企业效益、企业效率、企业市场竞争力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低到了高。而且中国告别了低成本发展阶段，企业也面临着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交易管理成本不断上升的新挑战，因此企业的效益、企业的效应、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原有的基础在发生变化，需要有新的支撑力来构筑新的效应、效益和竞争力，没有新的支撑，我们的企业只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它的盈利空间受到了很大的挤压。
第四是经济运行从高速度到中低速度，过去我们是两位数高速度增长，而现在一位数的增长，这样一种变化就使得原有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问题，今天都水落石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债务问题，二是银行的风险问题，这个问题在高速发展下面，它都不是显得那么突出，而速度一旦慢下来，这两个问题就迅速地凸显出来。所以如何在一位数增长下面来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来化解银行的风险问题，也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又一个新的因素。
第五是国际经济从全球化到再平衡，应当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种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红利，而今天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在2010年欧洲危机之后，世界的经济环境、经济体系在发生变化，这是要求再工业化再平衡，实际上就是去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趋势在逐步的显现。我们如何来适应这样一种全球化趋势发生变化，如何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中国越来越成为贸易摩擦的最主要的角色，你怎么去化解？怎么去寻求新的突破？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六是周边环境，从和缓和睦到紧张摩擦，无论是东海问题还是南海问题，还是中印边界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折射出了中国周边环境在发生变化。因此和平统一是过去30年里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现在正在受到轻视和挖掘，现在我们如何再去和平统一，需要我们去解决。
所以变革与转型就成为时代的互换，这中间两个突出的问题我需要进一步展开解释，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阶段，我们会遇到三重矛盾，产业体系不适应，运行模式难持续，制度安排有缺陷。因此产业体系需要升级，运行模式需要转换，制度安排需要充实，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里面不掉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的三个条件。产业体系能够升级，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地发展。运行模式能够转化，中国经济也能够持续地发展。制度安排能够充实，中国经济也同样能够持续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避免掉到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三个突出的矛盾。
第二是从商品过剩的市场来看，我们会遇到三方的约束，一是需求约束，就是在新的供给还没有产生，新的需求需要再创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我们的需求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转型升级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本身就会内生出需求收敛的体制制度性的因素，比如说企业的投资更加谨慎，消费者的消费更加谨慎，这“双谨慎”就意味着投资消费需求有一个内在的收敛趋向。再加上新的时期我们新的政府、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八项规定，反腐，限制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产生了需求约束的力量。我在想一个问题，反通胀除了我们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传统的行政管制、价格管制，今天我们发现其实从制度安排方面做一些调整，也能够收到反通胀的奇效。最近大家看到高端商品、高端服务、价格的这种下行，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原来制度安排也能够抑制通胀，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二是供给约束，就是在这样一个商品过剩的大环境下面，如果我们的产品还是老面孔，我们的产业还是老体系，不能够创造出新的供给，那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用创造新供给，开拓新需求来解决过剩市场下面的新矛盾，体制约束前面我讲了，我们习惯于解决过剩和短缺，不习惯于解决过剩，所以如何在体制方面破解这个矛盾，那么已经看到中央提出要积极释放有效需求，要积极释放改革的红利，其实可能就是破解这种体制约束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