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目标是统筹发展，工作重点应该在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在现行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正在体现出自不量力的扩张冲动。
城镇化首先是改革问题，而不是建设问题。当前城镇化问题上，焦点集中在城镇建设，城镇建设当然是城镇化的基础，也是城镇化最显著的外部表现，但城镇化关键在于人口更好地融入城镇，农民变为市民。当前我国统计城镇化率为52.57%，其中2亿多农民工以和7000万流动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2.7亿，接近于美国全部人口，这部分人口主要生活在大中城市，是当地居民但不是市民，因为户籍的限制，没有权利享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福利待遇。当前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这部分居民转化为市民，这必须靠改革来解决。当前，户籍制度以及绑缚的众多社会福利，是城镇化的主要障碍。现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单纯的户口，户口本上涂抹了浓重的权利色彩，造成了城乡居民基本权利不平等，和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基本权利不平等。要推动进入城市生活的人真正转化为市民，必须改革现有的体制机制，使为城市发展繁荣做出贡献和正在做贡献的居民，实现权利平等，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前在一些大城市推行的诸如积分入户、符合条件入户，显然力度是不够的，带有明显的学历、财产、能力等等方面歧视的色彩。从另一方面看，城市发展，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农村支援城市的结果，可以说在城市发展上，农村、农民、农业付出了很多，虽然近年来农村税费取消、惠农力度不断加大，但在城乡发展上，待遇仍旧是不同的，城市基础建设基本上是政府买单，农村基础建设仍需农民投入。从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来说，市民与农民的待遇差距仍然巨大，覆盖面以及享受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公共设施的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平等，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再次，尽管近年来城镇有了快速发展，各地也自行探索出台了户改新政，农民愿意变为市民已经不存在困难，但小城镇并不能提供较好的就业机会，小城镇户籍也带不来的较多福利，现如今农村户籍的孩子在本地的乡镇或县城念书基本不受限制，相比之下，农民至少还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必担心失业问题，当前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镇，往往会绕过三四线城市，直接往二线和一线城市流动，尤其是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本地城镇不要说对外来务工人员，就是对本地农民，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种状况严重制约农民的就地城镇化，造成的原因既有产业薄弱造成的就业困难，更实际的是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区域差别，单是教育不平衡，就造成了大量人口外迁，“异地”高考成为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实现真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从政策体制、投资机制、运行手段等多方面进行深层次变革。
说到底，城镇化是个公平问题，是实现人人平等享有权利的过程。市场可以解决供应问题，会为每个人提供更多选择，但不可能解决分配问题，让大家都平等地享有就业、教育、医疗以及其它社会服务，这只能靠政府。城镇化到底需要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该由市场就交给市场，该由政府负责就政府负责，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城镇化更需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推动。城镇化不是灵丹妙药，而更象是把双刃剑。有人说“城镇化，干好了是欧美，干不好是拉美”，过去的由政府主导、投资驱动，重速度不重质量的城镇化，已经造成了很多的城市病，也导致了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群体的三元阻隔，市民、农民、农民工。
2010年８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新一轮城镇化又点燃了新一轮城镇热潮，目前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湖南计划到2015年，建设6个大城市、6个特大城市，江西则明确除鹰潭一个城市之外，其它10个设区市全部都要进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行列。依据江苏、广东、河南等省市公开的城镇化规划，在未来几年内，皆有建设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宏伟计划。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研发现，各地造城现象如火如荼，有些地区甚至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该中心课题组在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陕西等12个省区调研发现，12个省会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规划建设1.5个新城新区。
受新一轮城镇化热潮的鼓舞，各省特别是一些中西部省市都在全力以赴申请撤县设市(区)，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门的申请撤县设市(区)领导小组，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4个省份，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可以看出，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并不是把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首位，仍然以投资为驱动，以城镇建设为先导，仍过分可调城镇化速度和水平，甚至是城镇建设规模水平，显然仍旧没有脱离旧有的路径依赖，在当前地方债务已经累积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这样的发展路径，存在极大的风险。据克尔瑞去年10月发布的 “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排行榜”，在测评的287个城市中，风险排名倒数前三的分别是深圳、北京和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重点一二线城市的风险也较低。市场风险排名前50位城市，均为三四线城市。排名第一的是酒泉，第二为呼伦贝尔，备受关注的鄂尔多斯排名第六，拉萨、泰安、保定、沧州等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实力较弱、供应明显大于需求的三线城市，和41个四线城市都位列风险榜单前50。日前，温州、鄂尔多斯、神木等少数城市房价已经大幅下跌，固然受当地经济发展困难的影响，超速推进城市扩张也是基本因素之一。
城市本质上不是建出来的、造出来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看出，当前的城镇化仍然集中在城镇建设上。各地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建设，可能会进一步累积城投债务，有可能催生房地产泡沫。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2年的52.57%，并没有政府的刻意推动，而是经济社会高速增长的自然结果。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因为极易导致土地城镇化而饱受诟病，但新型城镇化上，政府缺位显然是不正确的，也等于放弃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完全交付市场的城镇化，不仅方向难以把握，速度更难以保证，难以实现新型城镇化协调区域、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愿景。将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强加干涉，也不自由放任，达到最优组合，形成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动力。当前，新型城镇化能否加速，关键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子，科学做好布局规划，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处理好各种问题和挑战，加快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的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户籍制度和融资机制等改革，以改革释放最大的内需潜力。另一方面，要淡化城镇化考核，更不宜将城镇建设作为地方业绩考核的内容，从而强化地方政府对“显绩”的追求，形成新一轮“造城”风潮，甚至引发农业人口“被城镇化”、建设的“伪城镇化”等种种背离城镇化的现象。
县域城镇化需要尽力而为，更关键是要量力而行。目前，全国县域（不包括市辖区）面积占全国的90%多，人口接近70%，但是经济总量还不到全国的一半。整体而言，发展基础薄弱、经济实力不足，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县域，特别是欠发达县域来说，新型城镇化，与其说是机遇，更可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一是难以找准产业支撑点。城镇化的基础是产业，有了产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和就业空间。但当前绝大多数县份仍以农业为主，当前2300多个县级单位中，经济百强县就占了县域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多，绝大多数县域二、三产业不发达，对人口、资源集聚能力相当弱，产业“低、小、散”问题突出，尚未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产业发展中“拼资源”“拼排放”现象普遍，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没有足够的可以容纳就业人口的成熟产业基础，城镇化无从化起，县域的城镇化关键还是立足本地条件，培强特色产业。
二是县域人口外流严重。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前，县域人口外流严重，而且外出人口多是青壮年，基本常年外出，回乡定居的愿望很低。县域在推进城镇化时，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不可盲目贪大。
三是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城镇化离不开城镇建设，健全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是城镇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 绝大多数县域财力不足，基本只能做到保工资、保运转，医疗、卫生、文教等公共服务财政输血都难以充足，花费巨大财力去搞城建，寅吃卯粮，借贷或者卖地，只能进一步筑高地方债务平台，抬高市民生活成本。
县域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需要着眼长远做好科学规划，在推动城乡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上，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不能演化为建设竞赛，坚决避免人为“造城”。要立足城乡互动、城乡一体发展，通过审批、土地、户籍、社保等各方面的改革，着力为企业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解脱束缚，为人口城镇化铺平道路，切实避免“伪城镇化”和“被城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