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半数的二线城市已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构想。智慧城市已经逐渐成为信息社会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新战略带来新机遇，大发展带来大改变。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等相关部委官员频频亮相国际峰会、高层论坛，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紧随其后，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并付诸实践。据统计，全国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总数已超过300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时代。
被误读的智慧城市
众所周知，智慧城市的概念是由IBM公司在2008年首先提出的。此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都深入思考，竞相解读，将原有的数字城市和城市网络化向智慧城市靠拢。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希望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来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比如宁波市。
2010年，宁波市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智慧城市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以信息技术高度集成，信息资源综合应用为主要特征，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发展新模式。然而，仅从信息化角度解读智慧城市，通过技术和设备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真的可以解决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吗？
潘云鹤认为，在IBM提出智慧城市之前，世界各地都在推进数字城市和城市网络化建设。智慧城市概念出现以后，这些城市的管理者经过研究，认识在不断深化，理解在不断加深，进而逐渐向这个概念靠拢。与此同时，为了推进中国城市的智慧建设，一些国际、国内知名的IT企业为中国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智慧”的方案也暴露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致命的。比如，IT公司研发的智能系统，缺乏“市长的视野”。虽然项目落地了，产品应用了，但结果出现了偏差，政府与企业没有实现共赢。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领导者的责任。如果智慧城市建设缺失“市长视野”，建设目标不明确，最终没有解决城市问题，更没有实现经济发展，那么城市的发展等于丢失了灵魂。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仅仅是一味地使用工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长远规划，经济怎样增长？城市如何智慧？居民谈何幸福？
事实上，针对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城市病，推进城市快速发展这一问题，有专家做过研究。信息化可以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25%的问题，而余下的75%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解决。
潘云鹤告诉记者，我国与欧美国家的国情不同。IBM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是从欧美国家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工业化时代，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代，需要通过发展工业支持城镇化发展。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城市的智能化发展路径必将是独特的。
问题已经清晰地摆在面前，如何把我们对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开辟一条中国特色城市智能化发展道路便成为一项紧要任务。因此，中国工程院在2012年启动了“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专门研究中国特色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自从中国工程院提出课题以来，很多城市领导者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望投身到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来。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工程院的努力下，中国工程院融合了三方面的研究力量：课题组成员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官员，北京、上海、宁波等城市的执政领导以及中国工程院信息化学部、土木水利建筑学部、管理学部等学部的30多位院士组成。由于参与研究的人员涉及各个阶层、各个领域，考虑的方向和研究的内容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符合中国国情，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信息化手段的局限性问题。”潘云鹤说，“经过近阶段的研究，课题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重新定义了智慧城市，提出了智能城市的概念。”
潘云鹤强调，如果从中文角度出发，“智慧城市”和“智能城市”几乎难以区别，但是从英文角度来说，差别就很大。智慧城市的英文原文为“Smart city”，“smart”一词，本意是机灵的、敏捷的、聪明的，而对应“智慧”一词的英文应该是“wisdom”。因此，潘云鹤认为，“Intelligent city”即“智能城市”更适合中国的城市智能化建设。而且，经过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以及院士的大量交流和座谈，大部分官员和学者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已经开始向这种更宽泛的视野靠拢。和十八的思想相对应，潘云鹤认为，建设智能城市就是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有机融合；对于带有广大农村的城市，建设智能城市就是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有机融合。
智能城市建设要避开城镇化的三个陷阱，注重五个方面
党的十八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潘云鹤告诉记者，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但是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在未来一段时期，城镇化在我国仍将快速发展。
“智能城市作为一个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要警惕三个方面的陷阱。第一是贫民区的问题。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这个陷阱。城市建好了，而新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房价不相适应，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要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要研究好城市建设与居民收入的关系，避免出现贫民区。第二是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第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城市居民数量增加，虽有住房，但收入不足以支撑该市生活，或一部分人又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且不具备其他生存技能，于是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在南非的城市已经出现，并且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恐慌。第三是城市病的问题，在建设智能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空气清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水质保护问题等等。最重要的是需要从问题的源头抓起，通盘考虑城市的规划。”潘云鹤说，“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应从根本上再思考城市的发展。我们还将研究城市智能化发展的评估问题，从200多个待选指标中遴选出30多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最能反映智能城市本质的指标。经过与国外现有的12套智能城市指标体系比对后，最终认为智能城市建设和发展必须要注重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城市基本建设的智能化发展、城市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城市信息环境的智能化发展、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发展以及城市人力资源的智能化发展。而这五个核心指标的明确，更容易引起城市领导者的重视，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9月，中国工程院将完成中、英、德三语“智能城市评价体系（草案）”的国际交流稿，届时进行国际交流。潘云鹤强调，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特点不同，建设智能城市的基础与特色不同，针对智能城市评价体系，建议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科学地进行纵向比较，不必过于进行横向比较，更不要盲目跟风，迷失了城市的发展目标和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