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点，更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最大潜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需要加强城镇能源、供水、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城镇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投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财政资金有限，而各地区政府财政实力存在较大差异，仅靠财政资金是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从投资方向到具体的管理，再到具体的筹资、融资机制，需要全方位的考虑和创新。要把社会金融投入摆到重要位置，使其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各种金融需求，这涉及债券发行、股票融资、信贷投放、保险保障需求等各个金融子行业相关领域。此外，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意味着金融业在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还需努力适应新形势、创新新产品，以提供新型金融融资支持服务。
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作为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金融业，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新型城镇化更追求质量和效率，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智能、集约、低碳、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贷款提出金融新需求，而且中小城镇建设、生态城镇建设的资金需求也将明显增加。在这一情况下，如何适应城镇化建设要求、构建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快速适应，并加大力度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需求，助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顺利转型，则是当下金融行业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构建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分层强化并落实监管职能责任的转变。可以考虑研究出台各项加大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的政策措施，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可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合意贷款规模等方面给予倾斜，在相关新金融业务开办、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可以考虑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补偿等方式，规范和引导金融机构及民间融资将更多资源投向新型城镇化，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
二是构建差异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服务对象上，要“大小并举”，在注重大企业、大城市的同时，也注重小微企业、小城镇；在注重企业法人的同时，也重视自然人的融资需求。要结合各地新型城镇化特色，通过创新发展各类草根金融机构和组织，增加小城镇基础设施、机构网点和人员配置，把更多的金融资源输送到最基层、有需求的每个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手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应面向社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融合，加强对农业产业化企业、城镇中小微企业、家庭农场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为此，可考虑放松金融管制，在有效防控内部操作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适当放权激发基层网点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服务能力，同时降低门槛，大力发展立足本土和社区的各类小型金融服务机构。
三是构建微观金融组织、服务和产品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大银行下沉服务，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做精做专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小法人机构，扩大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试点。可根据小微企业、“三农”的特殊需求和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不全等特点，量身定制相应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运用供应链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小企业债权集合信托、网络联保、信贷工厂等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以实现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金融服务的目的。
四是构建地方性信用与交易体系。可考虑通过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分层信用体系，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形成并逐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同时，可考虑积极引入住房等各类抵（质）押物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农村信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解决“三农”贷款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让它们变成标准化、可交易的产品，进行有序流通，从而降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
五是构建地方性的直接融资体系。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转变，更加注重小微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管理和资产增值需求。可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创新，开办消费金融公司等，运用私募股权机制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信贷资金配置到私营部门，让其投向实体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交通、绿化、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可实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运作，形成民间资金支持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本集聚和区域循环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