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敬国说：“我们希望用智能化系统、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我们城市运作的效率，提高城市的安全、稳定、可靠。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毫无疑问是必须的。”
未来的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也就是说，智慧建筑本身是自我循环的整体，能够产生能源，能够自身对垃圾、废物进行处理，并且进行循环利用；智慧交通为城市间提供通畅的无缝连接环境；智慧电网将各种可再生能源接入城市系统中。各个角落的传感器把城市运营的数据汇集到一个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进行整体优化。
目前我国已经有90个大中小城市成为智慧城市的试点单位，47个副省级以上的城市都做了智慧城市的规划。
47个城市规划了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景，但在目前信息化机制下，由于很多部门分别建设，最后得到的可能只会是一个杂乱生长的丛林。
据为北京做智慧城市规划咨询顾问的黄波分析，智慧城市的建设困境是：一方面面临海量计算的需求，智慧城市需要无数摄像头、无数传感器、无数新的应用，支撑这些应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而另一方面，信息化投资的运作效率又太低。
2013年5月29日下午，在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信息化与智能城市”的论坛上，黄波抛出了他的疑问：“很多城市的信息化投资并不少，几个亿、几十亿地投，但这些钱花哪去了？效果怎么样？”
在这次论坛上，很多专家达成的比较一致的共识是：我国不缺乏对智慧城市的关注，缺的是一个能有序、合理地推进这些规划的统筹管理体系。“我们要建设智慧城市”的诉求往往被当作一个布置下来的目标和任务，但其本质上，“智慧”只是为了延长城市生命周期的一种手段而已，可持续发展才是目的。
避免“慌不择路”
在祝敬国看来，我们的人口密度不堪重负、资源紧缺已迫在眉睫，这时候就容易“慌不择路”，没有脚踏实地地去研究真正有效、实用的工程，“为了智慧而智慧”，把绿色环保表面化，反而是在走弯路。
国际上不乏高效运作的智慧城市案例，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平台的搭建者和维护者。
在德国，政府将对建筑物的“可持续性”评估系统纳入了法律条文。德国的建筑工程师Stephan Becsei告诉记者：“我们有一套评价建筑的工具，准确量化各种建筑的绿色度，尤其是新区的房子都必须接受评估。而人们在选择入驻这些商用或住宅楼宇时，就会考虑这些评估结果。没有人愿意住在一栋可持续性很低的房子里。”
水资源的利用率是绿色建筑的评估标准之一。德国新城区房屋几乎每家每户都安装雨水采集和管理系统，政府出经费支持私家住宅储存雨水。“我家的雨水储存系统已经运转10年了，家里用水的地方有两个龙头，其中一个接着自家的雨水水库。我用雨水洗衣服、浇花、冲厕所，节约了大量的自来水，我觉得用雨水来洗澡都是没问题的，只是我妻子不允许罢了。”Stephan说。
我国台湾地区是亚洲第一、全球第六的绿色经济体。2011年，“台湾推动绿色项目办公室”成立，作为绿色贸易的整合平台。
台湾的塑料瓶回收率是100%，各式塑料瓶加工企业会把它们制作成衣服、毛巾等绿色纺织品，这些产品在台湾早已形成规模经济，有稳定的市场和平易近人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甚至还成为了世界杯的服装和帽子供应商。
“台湾推动绿色项目办公室”副执行长温丽琪向记者介绍了政府机构在推动绿色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现在有政府的‘绿色采购’的规定，目标是将90%政府的预算都花在绿色产品上。”
在台湾地区，无论是智慧绿色建筑、清洁能源还是环保产品，均出台了整套评估体系和认证标准。而环境管理制度则从法律的角度推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室内空气品质法》规定，所有公共场所必须安装空气指标监测仪，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是被管控的，如果公共场所空气污染指数超标，所在地的业主或组织就要接受罚款。
2012年12月，我国住建部颁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对评判智慧城市的指标体系作出了规定。
祝敬国说：“智慧城市已经出了国家标准，但从管理的力度来说，这还是一种倡导而非强制。智慧城市应该是一种强调工程内涵，完全站在用户与环境需求的功能角度上来考虑的工程。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工程的实用价值和运作效率，有所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