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数据都会失去一部分基本用途。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赖于旧的数据不仅不能增加价值，实际上还会破坏新数据的价值。然而，并非所有的数据都会贬值。有些公司提倡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数据，即使监管部门或公众要求它们短时间内删除或隐匿这些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以来，谷歌都拒绝将互联网协议地址从旧的搜索查询中完全删除。谷歌希望得到每年的同比数据，如假日购物搜索等。
黄智生：目前似乎没有法规要求在一定的时限后销毁数据。如银行的个人财务信息等内容，反而要求一定期限内不准销毁。而且现在存储数据的成本很低，所以各公司都尽量将各自产生的数据储存下来。虽然世界主要技术公司的总部大多在美国，但并非所有的数据都储存在美国，世界各地都会有这些公司的服务器和存储系统。不过这些技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很容易地查阅到世界各地的数据。从这个方面来讲，存放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网络能连接就可以了。如美国政府搜集的所谓“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政府更不会将其销毁，只会越积越多。相对于较低的储存成本，真正耗资的是筛选和运算成本。从山一样的数据中挑选砂一样的有用信息，实在很困难。
虽然目前WEB3.0系统已经能够做到低智能、大数据量的筛选工作，但依然达不到实战需要，代替不了人的作用。这如山一样的数据，是政府的一种负担，也是一个鸡肋。但不能说这些数据就没有用，比如警方确定了一个犯罪分子身份，就可以依法向网路服务商、手机服务商索取这个犯罪分子之前的所有信息，并通过这些积累的信息进行分析筛选。
法迪·谢哈德：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成立之时完全由美国政府主导，招致许多非英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士的不满。互联网域名相当于网络空间的门牌号，本来是一个全球性系统。ICANN在2009年与美国商务部签署协议，此后不再对该部门负责，并使国际利益相关方在ICANN监管全球域名系统时拥有更多发言权。我们应该增加互联网领域的透明度，而不让某个国家或地区把互联网控制起来，各国、各地区应该更加平等地分享网络数据资源。
杜小勇：拥有数据的组织可以决定数据放在哪、如何存、存多久等。如果数据是企业的生命线，他自然会考虑安全、经济、高效等多种因素。为了信息安全，企业一般会采取异地备份等成本更高的手段。据称，“9·11”事件后，有些拥有更完善的数据备份体系的公司很快就恢复了业务，而另一些公司则由于数据损毁而走向破产。企业数据要存多久，也是一个需要权衡各种因素后的决策。这是企业自主的行为，除非建立在这些数据之上的业务还有其他法律上的要求。
我们可能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国家层面的信息安全。有人提出“信息疆域”的概念。也就是说，土地、海洋、空间都有国家的属性（领地、领海、领空），数字空间中是否也有“主权”的概念？大型跨国公司，通过种种业务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采集到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数据。于是，国外机构对一个国家情况的了解甚至有可能超过该国自身，这显然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
因此，国家对于跨国企业的数据传输、数据备份、数据使用等应有所限制，并进行监控，这十分必要。国家应该对此立法保障。有些数据有法律的保护，如测绘数据，其他更多种类的数据，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法律。
问题四：
大数据怎么用？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随着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社会也将经历类似的地壳运动。在改变我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大数据早已在推动我们重新考虑最基本的准则，包括怎样鼓励其增长以及怎样遏制其潜在威胁。然而，不同于印刷革命，我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去慢慢适应，我们也许只有几年时间。
在大数据时代，对原有规范的修修补补已经满足不了需要，也不足以抑制大数据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全新的制度规范。我们需要设立一个不一样的隐私保护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更着重于数据使用者为其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收集数据之初取得个人认可上。
肯尼思·丘基尔：对大数据技术进行规范是问题的关键。首先，可以从强调监管大数据的收集，转向重点监管大数据的实际使用。其次，可以让大数据变得不那么神秘，不再是个“黑箱”，增加大数据应用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可创造一个被称为“算法学家”的新职业，这些人接受计算机技术、统计学和数据处理方面的专门训练，对大数据的应用进行评估，以确保公众对大数据系统感到放心。
至于平衡隐私权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监视守护者？”即使是在他那个年代，这个问题也没有简单的答案。
斯蒂夫·帕尔默：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真正机遇是把许多信息碎片拼起来，为我们的决策服务。大数据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大数据中获取“价值”。从大数据中获取最大价值，需要探索式的研究方法。未来，数据科学家会很吃香，这种科学家既要熟悉商业环境，也要有操作层面的知识。
杜小勇：很多问题就出在数据使用上！数据作为资产，就涉及管理的问题，因此“数据治理”就显得越发重要。信息世界同样需要公约，将窃取他人数据视为犯罪，将攻击他人系统视为犯罪，从刑法上加以明确规定，共同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数字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理想。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尽快跟进这方面的工作,如开展国家间对话，形成公约。
企业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精准广告投放，也涉及隐私问题。一个少女收到了婴儿用品广告，其父大怒，要告企业。事实却是这位少女未婚先孕了。这个故事中，企业使用的是自己采集的客户购物数据，使用的是自己开发的数据挖掘软件，整个过程都没有问题。但事实上却侵犯了个人隐私，应坚决反对。这里面应该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朱扬勇：“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资源，不被共享是趋势。”这样的话，数据运用一定需要价值交换。在确定数据权益的前提下，数据的运用就是有偿使用。法律需要界定数据的权益，政府界定数据的类型（哪些是隐私，哪些涉及国家安全）等，这样数据的流通就有法可依。
在现阶段法律法规都还没有明确之前，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高度关注数据资源的安全。而作为个人，要明白“有行动就可能产生数据”，所以当有些行为涉及隐私时，需要谨慎。
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公共网络中公开的数据应该属于全人类，任何人都有权获取、使用并获益。这样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资源的作用，让数据给人类的生活生产带来更多便利，对人类社会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杜小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肯尼思·丘基尔：《经济学家》杂志数据编辑
黄智生：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计算机系高级研究员
朱扬勇：复旦大学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作者
法迪·谢哈德：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总裁
斯蒂夫·帕尔默：美国IT咨询公司Avanade商业情报部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