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只有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当大规模的地铁网络建成以后，人们的出行就会减少开车的数量，而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量，这个时候生活上的排污就会减少，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的拥挤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再从污染方面来看，越大的城市，其产业结构越是以服务业为主，当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时，由工业发展造成的排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从拥挤和污染两个方面来讲，都是通过人口的集聚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在大城市发展当中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而这一点，却需要通过和谐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来解决，而不是简单通过限制城市规模来缓解。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当下中国，制造业的污染往往不是发生在大城市，也不是发生在东部沿海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今天在中国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很多是内地欠发达的地区。由于中国的人口没有充分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集聚，对于欠发达地区，他们也需要发展一些制造业提高人的收入水平和政府的财政税收，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内地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区位优势，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往往更加倾向于吸引那些污染程度比较高的产业，而这些又是东部已经在淘汰的企业。所以，人口不集聚，可能反而在总体上使污染变得更严重，而不是得以缓解。
有很多人认为，城市变得更大以后，就会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就会加剧就业竞争，对原来城市里的居民不利。这个认识也是非常片面的。流动人口与原有居民之间的就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是，流动人口和原有居民从事的职业是不同的，互补大于竞争。此外还必须看到，在规模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路径中，经济集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在就业竞争和规模经济两者之间，是后者占有了主导地位，而不是前者。我们不妨试想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把现在在大城市里的外来人口全部清除出去，对原有居民来讲是增加收入的机会更多，还是更少？显然是更少。
还有人认为，现在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地价上涨，所以大城市的发展也走到了尽头。这种看法又错！在东部地价上涨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东部地区受到了更为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如果土地的供给被控制住了，而东部土地的需求更加旺盛，当然地价会上升更快，这种因素造成的地价上涨并不是真正的拥挤效应。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东部
从上述的一些原因来看，中国目前城镇发展的路径应该是进一步发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来提高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而不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做到以下两个效应的双赢：第一，在经济的集聚过程中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第二，使得中国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趋于合理，因为有充分的经验研究证明，中国城市间的规模差距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
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能够为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矛盾焦点，是由于城市内部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不同人群之间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上的不均等状态，这种状态对于城市和谐发展和公共治理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矛盾越是在东部，越是在大城市，越是突出。
所以，未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着力减少东部城市里（特别是东部大城市里）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间存在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差异。通过这样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在东部城市里出现的社会分割和不平等状态，通过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来推动下一轮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