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我在温州最大的县乐清县当县委书记，乐清没有资源或者区位优势，不靠近香港，改革之初我们基础不好、也没有本金，甚至有半数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乐清走出了正泰、德力西这样全国知名的工业电器企业，百万温州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温州模式”，促成了温州经济的崛起。现在中央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之间有哪些区别？要如何应对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些基层工作的感受和多年来的思考，和大家分享。
总体规划不能一刀切
谈到新型城镇化，首先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这是推进改革的总体规划，也是目前相关主管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改革初期，小平同志正是总结了基层农民的创造，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抓准了农业、农村发展的自身规律，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爆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成绩实际是“摸着石头过河”，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创新和对旧制度的突破。创新必然是根据实际情况，自下而上的改革尝试。任何脱离实际的、一刀切的顶层设计，都是不可取的。
因此，我认为“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设计需要坚持三个原则：
第一，借鉴发达国家推进城镇化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既然我们有后发优势，就要避免走弯路、犯同样的错误。当然，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借鉴并不是照搬。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比如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道路是建立在化学农业、能源农业基础上的大农业，这一点在我国大多数地方就行不通。
第二，推进改革要以务实为导向。当前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解决什么问题。
第三，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宜强调价值观和目标导向，不能细化和“一刀切”。中国地域差异很大，各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中长期发展规划应该从价值观和目标导向方面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推进新型城镇化就像一条漂泊在汪洋大海中的航船，中长期规划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前进的路线可以是迂回和多样的，以经验和务实为桨，将基层的创新能力和资本结合作为动力，实现我们的改革目标。
新型城镇化不能犯的四大硬性错误
事实上，在城乡发展问题上有四种模式：
一是城乡相互封闭式发展模式。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会像一个吸血鬼，把农村的人、资源、财物都吸收了，却把污染留下，造成农村的萧条，所以城乡必须要相互隔离。但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从来没有成功过。
二是城市优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非洲、拉丁美洲有过长期的实践，其理论依据是《华盛顿共识》，即城乡发展模式必须依据金融自由化、资产私有化及政治民主化等。事实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就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向大城市，造成大城市恶性膨胀，越过人口增长的刘易斯拐点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至。这一发展模式导致拉美陷阱的出现和非洲经济的发展困境。一方面，由于土地私有化使大量的失地农民迁移到城市来，找不到工作，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的贫民窟。联合国2005 年度报告《贫民窟》中就调查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民窟状况，城市60%-70% 土地被贫民窟占据，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动乱、投资环境恶化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造成了农产品歉收和严重的饥饿问题。
三是城乡同质化的发展模式。在美国，机动化和城镇化同时发生。当时恰逢美国出于冷战需要防原子弹，缩减城市规模，诱导人们住到郊区去，再加上国家补贴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导致城市低密度地蔓延，演变成“车轮上的城镇化”。
四是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的模式。典型的例子是欧盟的一些国家如法国，及亚洲的日本。欧盟国家及日本的农村人口高度集聚在历史形成的村落之中，并伴有开阔的原野和田园风光，同时把历史的积淀和带有地理标志的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等结合在一起。如法国香槟地区所有生产发泡果酒的人都可以共享香槟酒这个品牌；同时，香槟地区的农村都是古色古香的，成为迷人的旅游胜地。日本的情况类似，日本每年有千分之一的人被农村高质量的生活所吸引，回到农村定居，其产业结构直接从农业走向服务型经济发展的绿色道路。
因此，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们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除了明确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相关原则外，也应该明确哪些硬性错误在各地的改革探索和实践中是不能发生的。
第一个错误，就是大中城市优先论，城镇化布局失衡。从国际经验来看，采取城市优先发展模式的拉美、非洲等国家，大城市之外就是农村，这样的经济传递效率是极低的。而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来说，由于国内大量的土地上没有原住民，因此可以直接掠夺土地资源发展城市。中国是非移民国家，我们不可能学习这种经验，不能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更不是要用城市、工业来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非移民国家，中国未来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后劲要基于大中小城市在数量上有一个正态分布，协调发展。用大城市带动中城市，中城市带动小城镇，小城镇服务周边农村的辐射模式，合理布局。
第二个错误是城市蔓延，即城市发展分散、低密度、依赖汽车向郊区外围蔓延。这个模式是美国人创造的，其原因就是美国的机动化和城镇化是同时进行的。先是最早拥有汽车的白人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然后蓝领阶层等有能力的普通民众也迁往近郊，早期郊迁的中产阶级则到更远的郊区寻觅新居，随后新的工厂区、办公园区都加入了郊迁的行列。在一百年的城镇化过程中，美国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了四倍，目前还在不断地蔓延。这种城市蔓延，消耗了大量农田和自然资源，现在一个美国人的汽油消耗量相当于五个欧盟人的总和，这对解决能源危机、气侯变化等生态问题，都是不利的。不幸的是，中国的城镇化与机动化也是同在进行，如果我国也采取这种模式，让城市蔓延、患上汽车依赖症，那么能源消耗会更大，所有的耕地都将变成停车场和道路。因此，最好的途径就是紧凑型城市。紧凑到什么程度比较合理呢？我个人推荐新加坡，也就是每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密度一万人，其中包括公园、绿地等城市生态系统。
第三个错误是城镇化只给农民一张单程票，有去无回。对于城镇化的路径是让农民用宅基地和承包地换城市户口，这点我是最不赞同的。如果城镇化是劳动力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长期没有工作、又不能回归农村的人就将城市的部分地区变成贫民窟。一旦一个国家出现城乡间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整个体制就僵化了。比如说出现金融危机，失业人数激增，就可以让失业人口去农村务农。现在江浙一带有大量城市人居住到农村去务农，有些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巨大，有些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选择。这种潮流在法国、日本和韩国都出现过。
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我曾与法国的建设部长讨论过这点。这种可以叫做“衰退的城镇化”，衰退并不是坏事，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部分人愿意回归农村，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根据他的研究和世界先行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来看，城镇化率基本都停留在65%，中国作为一个家庭观念较重的非移民国家，在农村居住的人口比例也许会超过移民国家。也就是说，城镇化没有那么大的潜力。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我们也许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城镇化率的增长。
第四个错误就是土地彻底的私有化，这一点是最危险的。现在有一种倾向是将土地确权到每户农民，然后实现土地流转，认为只要土地一流转，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有些国家在中世纪以前土地还是属于贵族的，农民没有权利买，但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就是私有可以买卖的。所以，土地私有化并不是农民致富的途径，台湾土地私有化后的一项研究无情地告诉我们，土地私有后反而粉碎化、碎片化。一下子有那么多农民的土地变现、投入市场，土地就会急剧贬值。贬值的结果一是农民获得的利益，也许就是一张去城市的火车票钱，二是地主拥有土地，在阿根廷一个地主可能拥有比州政府更多的土地，但他并不会考虑大规模发展农业，而是看中土地未来的增长潜力、囤积土地等候变卖。这是很危险的，可能既毁了农业，也毁了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