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智慧城市不能重建设轻管理。智慧城市要求城市的领导者有大智慧，再好的设施没有智慧的管理就不可能体现智慧的服务。现在城市信息资源共享不够,实现信息化便民、惠民的目标不明确,将影响智慧城市能力的发挥。发达国家为了吸引人民参与,尽可能将信息公开化。譬如，美国可以公开航班信息,某一个航班是因为什么原因晚点，旅客可以分析哪个航空公司服务最好、正点率高。老百姓可以积极参与,提出合理的建议。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我国谈了多年了,但实施仍然举步维艰。
记者：目前中国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而国外智慧城市数目之和可能都没有中国多。我国这么大批量地建设智慧城市，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有哪些建议呢？
邬贺铨：我们知道,很多领导都希望在任期内为百姓造福,这是好的出发点。智慧城市会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因此为我们很多城市领导所看中。其中也有人抱着政绩思想建设智慧城市。一般地说,政绩工程不是坏事,至少比没有政绩好,但是如果仅仅是形象工程， 不求实效甚至劳民伤财，不如不做。智慧城市的建设、投资都是逐步的,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效果体现是长远的，不是所有智慧城市的项目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少人觉得，任期内不能有好的业绩，就不愿意去做，或者做的时候没有积极性。众所周知，中国不少城市一下雨就淹。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愿意做表面的，比如去修建广场、马路等,不愿意做看不见的,诸如给排水系统。因此，一旦出现灾难,问题便暴露出来了。
我们讲，智慧城市可能会让领导出政绩,但是千万别只看成是政绩,必须要一届一届的政府、领导坚持做下去,才能把智慧城市的效果体现出来。
记者：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技术？
邬贺铨：信息化肯定是智慧城市的一大特征。技术前提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及大数据,将网民化的市民与技术应用进行无缝对接。不仅是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物”的数字化,将数字化的实物信息与虚拟化的网络信息融合,还通过云计算的支撑和对大数据的挖掘,实现城市的智慧升级和转型。
智慧城市要有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有线网络、无线网络、移动网络,有时候还需要利用卫星等手段。目前,我国很多智慧城市都以建立云计算基地和提供云服务为主要目标。像北京有“祥云工程”,上海有“云海计划”,天津有“六云产业”和“三云应用”，重庆希望建立云端智能城市,广州有“天云计划”等。
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网络能力的基础。但智慧城市的网络能力内涵更为丰富,具有对未来网络所期待的特征。物联网底层有很多感知对象和感知的单元,通过网络把它们汇集,然后通过数据挖掘对应用提供智慧的决策。
我们不少城市重视感知层面的工作，部署大量的传感网和摄像头,但在数据挖掘方面关注不够,收集的信息越多,如果不加分析的话,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只是负担,甚至是垃圾。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分析无法依靠人工的办法，必须利用适于大数据挖掘的分布存储和先进的语义分析算法及可视化的工具等。需要有既了解信息技术又了解行业应用的创新人才来开发和使用这些算法和工具，人才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
此外,起源于电子邮件的社交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展现自我、营销推广的窗口,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基于智能终端的移动互联网本身也是很好的信息采集与应用的入口,是智慧城市与市民联系的载体
记者：智慧城市的建设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何拉动作用？企业如何从中获利？
邬贺铨：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多个城市应对金融危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获得新增长动力的关键。信息化是助推和提升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而智慧城市正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最佳模式。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开启，将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重大机遇。
智慧城市改善了投资环境,是普惠性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很多产业,首先反映在信息产业、服务产业等。
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分为前期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数据处理设施建设和后期的服务平台建设，相关的建设涉及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系统集成企业、数据采集分析企业、电信运营商和数据服务企业，对整个产业链将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相关的产业机会并不会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完成而结束，实际上智慧化是无止境的。以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为主的数据服务公司，将会成为智慧城市产业链中的新主角。数据服务业务将催生出一大批新兴公司，目前《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已经明确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增值电信业务，这意味着数据服务业将向民资敞开大门，使得更多民营企业分享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产业机会。
按照麦肯锡公司预测，大数据的挖掘将在医疗保健、社会管理、零售服务等方面各会带来年度几千亿美元的效益，对服务业的利润的提升和制造业成本的下降都有可观的贡献。而智慧城市则是大数据的重要源头，智慧城市的企业也是大数据挖掘的主要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