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多种方式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有专家建议：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即实现“四个融入”。从现实的情况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全覆盖，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两个积极性。以住房保障为例，在各级政府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的同时，对招用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企业在依法取得的土地上建设农民工的宿舍楼。
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镇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而且由此会赢得转型与发展的主动权。
推进以放开户籍为重点的制度创新
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问题，大都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相关。充分释放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其一，创造条件，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成为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制度“鸿沟”，并由此形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对户籍制度，不是一般的改革创新问题，而是要明确提出取消的目标，并且有时间表。例如：1-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了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其二，实现农地物权化的制度创新。这些年，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农地问题，与法律尚未赋予农地使用权完整的物权性质直接相关：第一，农村征地强拆、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地实际上为债权而非物权，农民难以成为征地中的谈判主体。第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受制于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发育滞后。第三，企业可以通过自身资产抵押获得银行贷款，但按照《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抵押获得银行贷款面临法律障碍。第四，由于农地和宅基地的物权性质不完整，农民难以通过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带着资本进城，由此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
为此，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可以收获多方面的改革红利：首先，有利于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或流转所得的资本进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其次，有利于推动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最后，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不能把“双放弃”(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更不能强制性要求农民退地。就是说，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换取。从法律上保障农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工对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更大的处置权，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
其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近一个时期，又有讨论警惕“高福利”倾向的问题。中国仍是一个发展转型的大国，确实需要考虑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于，目前突出的矛盾：一是福利结构不合理。一部分人的确享受了过分的“高福利”，但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是“低福利”甚至“负福利”。例如2011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障的比重仅为13.9%，明显低于城镇户籍居民，形成了“中高收入有保障、中低收入缺保障”的“负福利”现象。二是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仍然偏低。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例，2010年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南非分别为35 .5%和13%，中国仅为10.2%。
面对着这个现实，我们需要坚定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子女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伴随着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对此，需要进一步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倾向，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传统城镇化的旧观念、旧框框，需要进一步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以加快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充分、持续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