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曾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并提出了“近10亿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从社会学立场看，城镇化，并非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其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乃至现代化。因此，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的城市，尤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将是十分重要的。
谈及社会发展，“包容”已成当今世界的共识。“包容”(Inclusion)，在英文中本意是“包括”，引申为“包容”，有“兼容并包”及“兼容并蓄”之义，进一步引申为“融合”。当“Inclusion”与“Social”搭配成复合名词“Social Inclusion”时，就成为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常用的概念，为“社会包容”或者“社会融合”之义。
与“社会包容”相对立的是“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对此解释为：“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
在历史上，社会排斥，本来是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现象，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现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领域对这一概念的用途，扩展至“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制度安排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进行的社会排斥”。1995年，在哥本哈根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峰会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城镇化的推进，“社会包容”是前提和保障，只有做到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容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遗憾的是，“包容”作为政府的口号喊得虽然响亮，但城市中的社会排斥现象却屡见不鲜。到网上随意搜索，诸如“异地高考政策公布期限将至北上广难产”、“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这些报道充斥左右，在一些地方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大城市的一些排斥低端劳动力的“经验”甚至得到了热捧。
之所以排斥低端劳动力，城市管理者的解释是，城市未来发展需要的是高端人才，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但是，放眼世界，根本找不到一个纯粹由高端人才组成而没有低端劳动力的城市。城市生活如果缺少了那些看来不起眼的低端工作岗位，就无法有序运转。
社会学大师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说道：“城市属于谁？一方面，城市是‘都市魅力’的会聚之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餐厅、酒店、大厦、机场和剧院，为新全球经济的建筑师和管理者光顾。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这一部分‘城市用户’的人口将继续增长。而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生活在经济增长边缘的‘城市用户’对城市所拥有的权利同样重要，但却通常不受重视。外来移民、穷人和其他下层人口在世界都会中正逐渐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吉登斯描述的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普遍状况，中国在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其城市的发展具有相同的规律和特点。
在中国，事实上很多外来人口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他们已经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多年，但其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被边缘化、不被城市包容的状态。“高素质”到底是天生遗传，还是后天习得的？可以假设，中国的城市都只容留高素质人才，“低素质”都将被排斥出去，那又将形成怎样的局面呢？会不会形成占人口多数的“低素质”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境遇已然完全不同。他们是在“N年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出生的一代。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这代农民工的名下也根本没有属于他们的土地。此外，他们自出生后，其人生道路基本就是沿着“读书、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即来到城市打工”的路线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距离他们的生活其实很遥远。因此，家中的责任田，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是从城市回到农村后的“退路”，而对极少从事过农田劳动的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其退休后的出路不是告老还乡，而是扎根城市。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基本在城市出生，与农村的距离更加遥远，他们俨然已成为无数“城市人”中的一员。如果城市对待他们仍然缺乏包容的态度，那么城镇化的进程必然受损，对他们的排斥，也决定了这样的“城镇化”必然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市拒绝“低素质”人口已然不可能。在城市建设中想要效仿新加坡和香港的道路也难以行得通，毕竟在中国，城市不存在天然的屏障限制人口的涌入，并且，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需要，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政策变得非常开放，城市对农村人口进入也没有人为地限制。农民单枪匹马，完全可以离开依附的土地随处走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市作为一个全面开放的系统，不可避免地迎来结构多样的人群。
尽管在中国，如今很多特大城市由于涌入太多人口而致人口密度过大，的确有很多社会问题。不过，比较世界其他城市，如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等人口密度排名世界前三位的城市来说，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两个城市堪与之相比。不能把人口密度过大，作为排斥外来人口的借口。另外，城市的地理范围是人为划定的。上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北京只能容纳800万人口，当时人们的视野还局限在北京城三环以里的方圆；而新世纪来临之际，人们认为北京可以容纳1600万人口，此时北京城已是六环环绕的更大城市了。到如今，北京已容纳了2000万左右的人口。这说明，同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像北京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城市本身的地理扩张，另一个还来自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的扩张。
外来人口不仅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还大大降低了中国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据媒体报道，2010年，以户籍人口计算，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23.4%，北京市为18.7%；但以常住人口计算，根据六普数据，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15.1%，北京为12.5%。两相比较，上海市要相差8.3个百分点，北京市要相差6.2个百分点。如果没有流动人口的补充，上海市和北京市大概早已陷入缺乏劳动力资源的困境。对城市外来人口的排斥是把双刃剑，而且很可能对着外来人口的一边是钝的，而对着城市的一边却是利的。
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步伐，缺乏了对农村人口的包容精神，将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