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的要求，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必须从原来强调的产业升级主导的经济功能型转型，上升为系统性的“五位一体”的整体转型。因此，在未来近20年城镇化加速期的进程中，我国大中城市必须超前谋划转型发展之路，探索出一条以城市转型发展来系统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中国城市转型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之路，应该有这样的整体设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制度创新为突破，有效运用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创新功能和服务功能，提升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整体促进城市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友好互动，促进城市功能的持续升级和城市空间的包容性增长、和谐发展。
1、充分尊重城市转型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科学制订超长期的城市转型发展战略规划和具体的推进步骤，保障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方向不改变。我国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由此产生严重的资源、环境、交通、居住、产业发展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负效应，已经使一批先发的大城市陷入危机，“倒逼”其转型发展。我国城市和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城市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当是城市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底线。我国当前的城市空间体系规划虽然已经延伸到了10年、20年，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指标仍然是“五年计划”，政府所发布的经济社会五年发展计划中的阶段性要求，可能和城市空间体系的规划形成冲突。有鉴于此，我国大城市的转型规划必须体现国家长远的利益与意志，并有立法保护作为刚性的保障。当然，我国目前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阶段不同、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不同，各自的城市化水平、产业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都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城市转型发展，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路径或模式，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的制度创新进行有机结合，来协同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保障转型发展的正确方向。
2、把握城市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战略，加快城市服务经济体系构建，真正融入全球城市体系，促进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中国的城市虽然在转型发展上刚起步，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将更多体现在城市这一竞争主体上，国内的一批城市将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节点或制高点。城市的转型发展，抓好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变，由单一的城市功能向综合的服务功能转变等，是当前国内城市转型发展的重心所在。
3、借助我国新一轮现代化交通网络、城市基础建设的大机遇，在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重组城市产业空间，促进合理的空间层级体系和特色性功能区的协调发展。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同城化时代的到来，国内大中城市迎来了发展新兴产业和功能升级的新机遇。一方面，快速的交通网络，特别是高速铁路的网络化，使知识、资本、技术等新产业的发展要素集聚的程度更高，中心城市、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另一方面，高铁站、空港带动的新产业区，又成为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载体。因此，当前和未来进入高铁网络的中心城市、枢纽站点，理应谋划好新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并以此为抓手来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同时，国内中心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热，将直接重组城市和都市圈的产业空间、生活空间，有利于城市重新规划、布局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落点”，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提升经济容积率。因此，在未来的城市转型进程中，高铁是大区域范围整合高端资源要素的“通道”，地铁是促进城市机体内部循环的“血管”。对外“通道”与内在“血管”的有机结合，就能高速、高效率整合发展的资源要素，培育和壮大高端产业，持续强化城市的核心竞争优势。
4、以“顶层设计”释放改革的“红利”，全方位破除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转型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加大综合配套改革力度，以“包容性增长”来引领城市的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始终体现为“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的重叠性双重转型。 当前要在双重转型上有大突破，就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障碍，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行政层级管理固化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同时在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中加大“去行政化”的力度，通过创新驱动来集成发展的新要素。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的城市转型，不能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定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提升城市能级，通过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强化所有城市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幸福城市”、“和谐城市”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