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模式迫切需要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走了一条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传统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迫切需要转型。
⒈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同步城镇化”的典型。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即使包括“半城市化”的务工农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应该具有的均值（60%），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加剧了社会供给能力与消费能力的鸿沟，导致严重的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
⒉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8.2倍，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5倍。2008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为16255亿元，到2011年增加到41545亿元，3年间增长了2倍多。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用地扩张老路，势必占用更多耕地，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但是不顾用地需求的强劲增长，强制压减土地供应，势必又制约城镇化发展。如何破解用地“两难”，已经突出地摆到了各级政府面前。未来以土地扩张为导向的“规模城市化将”将难以为继。
⒊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要素的利用一样，我国城镇化对劳动力要素的利用也采取了简单粗放的方式。未来5—10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不可避免，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通过在广东、河南、湖南等省进行的调研发现，不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中部地区也开始出现招工难问题。日本、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末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而我国在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时城镇化还处于发展中期。
⒋“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社会隐患
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流动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现象，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延续以排斥农民工为特点的“半城镇化”模式，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城乡矛盾，也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违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
⒌大城市不堪重负，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滞后
我国大城市集中了优质的公共资源，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平台，人口过度集中，产生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城市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工总量的65.4%集中在东部地区，64.7%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而全国667个城市约有2/3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小城镇在产业发展、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与大城市相比差距巨大，对人口缺乏吸引力。2011年我国中小城市城市化率为33.9%，远远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而德国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
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是释放内需的最大潜力
我国人均GDP在2011年达到5000美元以上，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新一轮“人口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
⒈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迟福林教授研究发现，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外出务工农民，新增城镇人口将在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务工农民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⒉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3.3：1，以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为例，城乡在彩电、电冰箱、空调、电脑方面的差距分别为1.2、1.6、5.4和4.6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迟福林教授认为，未来10年左右，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这样，将基本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
⒊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将支撑我国中高速持续增长
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国消费、投资需求规模可能高达百万亿元。如果这个巨大的内需潜力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将支撑我国经济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
人口城镇化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难免引发一些问题。例如，城镇化必然要带来农村土地的减少；大城市人口集聚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宅拥挤等。这些被称为“城市病”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和正在面临的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政策来逐步化解。而有些问题是违背城镇化客观规律产生的，例如，2009—2011年，中改院课题组先后对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城市进行考察的结果显示，过度城市化造成了大量贫民窟现象，致使城市化进程充满“无序”和“混乱”，产生“城市化之痛”。另一些问题则是由于其他问题没有解决，进一步传导到城市的其他系统产生的，例如2.5亿农民工不能实现市民化所产生的“半城镇化”问题。
通过在各省市实地调查、访谈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缘于现行的户籍、土地、基本公共服务、财税、行政、社会管理等体制机制跟不上城镇化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镇化质量提高的瓶颈。
⒈户籍制度改革迟缓阻碍人口真正实现城镇化
“半城镇化”、“伪城镇化”问题的出现，根源在“逆城镇化体制”尚未打破。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调研中发现，户籍改革遭到不少城市的反对。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中央政府提出地级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
⒉现行财税体制造成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地方政府普遍反映，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现行财税体制，让他们一方面要承担巨大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背负巨大的偿债压力，致使土地出让金成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资金来源，由此引发了高房价等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城镇化的长期发展。另外，随着土地用途管制增强、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支出的增加，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出现下降趋势，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难以持续。
⒊工业主导的城镇化抑制消费、带来结构性失衡
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化基本上围绕投资、工业化推进，这种工业化主导城市化的格局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仍然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实力低下时工业主导城市化进程有其合理之处，但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时，甚至出现产能过剩时，工业主导下的城镇化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就开始显现出来，而且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