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城镇的地方政府，众所周知的是，“以地生财”是普遍方式。要发展以人为主的城镇化则意味着需要接纳外来人口，需要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是吃力不讨好的辛苦活，城镇政府只希望农村劳动力来打工，而不愿意吸纳人口。
蔡继明就直言，现有体制及其形成的利益格局阻碍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如此，解决农民市民化是个长期工程，但是，地方政府是否有耐心稳步推进，这是多数代表委员的担忧。新一轮城镇化的启幕是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更为成熟构图的催化剂，还是会带来又一轮的产能过剩的老问题？
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后遗症还依然存在。一些沿海企业表示，由于行业产能过剩去库存压力巨大，现在依然比两年前更困难，如今问题还没解决，另一波可能造成更大库存压力的城镇化已汹涌袭来。
如今，在城镇化投资的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热情高涨。在此前的地方两会上，多个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将城镇化建设列入其中。例如河南省明确在未来5年内从现阶段42.4%的城镇化率上升至52%，提高近10个百分点。山东省则提出力争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6%以上，2013年城镇化率要力争提高1个百分点。
不仅仅是省级部门明确设定城镇化指标，地级市或更低一级均将城镇化作为后期发展重点。济南力争到2020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菏泽市提出2013年在2012年提高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城镇化率将再次提升2.5个百分点。镇江市政府提出城镇化率达到65%的目标，福州市政府提出将针对“城镇化建设”加大财政支付力度，安排2 .9亿元，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安排3亿元，支持加快琅岐等马尾新城重点区域的开发建设等。
“现阶段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和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业内人士介绍，在东部沿海城市一带，由于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发展速度较快，随之城镇化进程也相对较快。但这些地方由于城市投资不足，导致当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远低于当地居民的需求。比如，福建工业发展最好的县级市晋江市，如今已经聚集了100万的非农产业人口，但城市配套的医院仍是县级水平，也导致高端人才不断流失。
而很多内陆城市近年来人口相对比例和绝对数据却都在下降，但他们的城市建成区扩展的面积大幅超过沿海地区，而这些地方在经济上并没有这么大的城市化需要，出现了一些为造大城市而盲目投资的问题。
决定城镇化人口出现分化的因素就在于就业。“农民进城来干什么？”王群说，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为支撑，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走不下去。
王群认为，当前国内城镇化还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过于关注城市化率而忽视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必须一切以人们的安居乐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完善的城镇功能、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很好的生活条件，要营造良好创业环境，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局主席罗祖亮也认为，保持着一个健康的城镇化水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但他的担心也在于地方政府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忽视质量，出现“过于造城”的局面，而应走环保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政府最好要有完整的城镇化规划方案。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经制定完毕。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不合理
一些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相邻城市之间发展不够协调，不利于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还有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指标。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
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突出
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突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纳入保障范围的工作刚刚起步，养老保险尚未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很多录用农民工的企业都没有按国家有关规定为其录用的农民工提供法定的保险。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广大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欠账，虽然降低了目前的企业运营和城市发展成本，但是将构成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压力。
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现象普遍
不同的政府部门从各自的职责范围和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对城镇化的过程进行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城镇化的进程涉及许多领域，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管理模式不符合城镇化这一特征的要求，不利于统一的城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