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的17.92%，到如今超过50%，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递增，快速的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根据各种推算，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会有几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抓住理念、资源和制度这三个核心要素，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思路，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确保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在“人的现代化”的健康道路上发展，这既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
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既有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的需求，也有一些是由于扭曲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功能定位太高太全。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全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很高，希望是国际、国内或者区域的中心城市；想承担的功能太齐全，希望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这样的结果是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等都在不断升级提高，需要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国际上看到的“城市病”也越来越普遍。这种高定位攀比现象的原因在于越是高定位，越是功能全，往往就越能吸引各方的注意力，就越能够从上级或其他地方吸引到投资，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攀高的激励机制。如果说国际上“城市病”比较突出地在一些国家的首都和特大城市出现，那么中国的特点就是“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这种定位高、功能全的城市建设往往投入巨大，但潜在的投资浪费的风险也很大。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金融中心或者是其他各种中心。
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心情太急。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速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一个4-5年任期之内就必须完成。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急迫，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能够干出一番业绩，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但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很多重要过程与我们干部任职的周期未必吻合。很多城市遭受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暴露出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大干快上的后遗症。很多城市重大发展项目留下的后遗症还远远没有暴露，因为当时主政的领导目前已经成为上级领导了，大家当然不愿意给领导脸上抹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变化太快。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环境更有其演变规律，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就是应该在认识到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对一个城市长远发展的勾勒。如果这种规划可以三年两年就随意更改，要不就是这种规划根本没有前瞻性，要不就是这种更改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现在很多城市“千城一面”，奢华凌乱，就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
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核心要素：理念、资源、制度
造成上面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想是否可以从城市发展的制度、理念和资源这三个核心要素来考虑。
城市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理念。目前城市化的观念好像就是物理空间环境的变化，所以我们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因素就是把原来属于乡村的地域划入城市空间地域。但是更严格地说，这种城市化可能是不完全的城市化，甚至是空心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的现代化。现在全社会都关心的农民工问题背后就是拿什么来衡量城市化。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生活在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城市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他们离真正的城市化还很远。
还有很多与城市相关的理念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重要。我们所要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代化，而是未来可持续的现代化，不能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资源(包括土地)都耗光了。所以我觉得城市化首先要考虑的是理念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发展背后的制度要素。要想理解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各种现象，核心是了解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安排。例如，前面谈到的中国城市发展定位太高太全，其背后的制度原因是我们当前城市发展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越是定位高、定位全的城市，越有可能从中央或上一级的政府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或重大项目，越有可能形成正反馈循环，在激烈的城市发展竞争中实现高速发展。因此，要想改变观念，做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城市发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安排。
还有就是城市化涉及的资源。目前大家关心的是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问题，这里面包括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科学化，城市规划的变革，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创新等。核心问题是各种资源怎么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这里有各个方面的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我们过去过于注重一个城市有形资源的利用，其实一个城市的无形资源，如文化资源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匹兹堡市的转型升级中文化社会资本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