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事半功倍。反之，处理不好，甚至会延缓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在长安讲坛上说。
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将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强大动力。但陈锡文认为，城镇化不可能是孤立的，因为冒进、孤立的城镇化不可持续。城镇化进程中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城镇化生死攸关的话题。
“城镇化没有捷径可走，想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就必须将该解决的解决掉。不要单纯追求城镇化率，由原来的GDP崇拜转为城镇化率崇拜。”陈锡文说。
孤立的城镇化不可持续
35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达到52.6%。这意味着，在过去34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都要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
陈锡文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就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造了机会，两亿多农民从耕地上解脱出来，转到城市二、三产业就业。
这一方面为农业逐步推进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村流转的土地已经超过了2.7亿亩，占农民合同承包的土地21%左右。
另一方面，城镇化给农民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得大量的农民到城镇来务工经商。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统计局数据显示，其中44.5%来自农民工资性收入。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陈锡文认为，新型城镇化，一方面需要更好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为广大市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
他举例道，建国以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逆城市化”的现象，都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不能供给足够的食品满足城镇需要。
陈锡文认为，城镇化不可能是孤立的，因为冒进、孤立的城镇化是不可能持续的。城镇化进程中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城镇化生死攸关的话题。
农业需要积极走出去
虽然城镇化在大规模推进，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目前中国拥有全世界不到9%的耕地、19%的人口、22%的粮食。以如此条件支撑城镇化，必须大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过去的城镇化发展，出现了损害“三农”利益的情况，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无论如何都要保障未来的粮食安全。而这只有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创新，实现农业现代化。
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即使未来中国城镇化达到70%，但还有几亿人口在农村生活，将来的粮食安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也是主要靠自己。”
陈锡文认为，城镇化无非就是“两大”，一是大规模农民进城，二是进城的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两大”都意味着对农产品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但目前情况是，中国的农业还赶不上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于是，进口粮食明显增加在所难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必要死守着这些地，采取破坏生态、破坏长远的手段，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粮食。适当进口不影响粮食安全。”陈锡文认为，应该更积极地采取农业走出去战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来满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快速增长需求。
用途管制下的土地权益
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情况下，占地过多过快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出现多起因征地纠纷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
陈锡文表示，土地作为城镇化的载体，不得不面对三大挑战。首先是已经显现出赶不上需求增长的粮食产量，如何使其继续增长。其次是，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土地将作为闸门之一。最后，占用农民土地后，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陈锡文认为，一方面要考虑到土地的产权归属，但更重要的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但涉及产权人，还关系社会、国家和民族，这就必须施行用途管制。
陈锡文强调，不能偏颇地为了土地权益，而放弃或者放松了对土地的管制。“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最完善的国家，土地的用途管制，也要比中国严格。土地的用途必须经过规划。”
那么土地的价值该怎么确定？陈锡文认为，现代社会，土地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跟规划相关。由规划来确定土地的用途，从而确定土地价值。
陈锡文举例道，美国西雅图最好的土地，如果按照农地来算，只有5000美元/英亩，但是如果农地规划为建设用地，就可以达到20万美元/英亩，二者相差39倍。显然有一部分人会突然之间暴富，更多的人并不是直接受益，而是靠规划受益。同时，对于暴富群体，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其巨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