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组数据：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留守的务农农民平均年龄为55岁，其中女性超过6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近83%。
因此，对于“城镇化”这一话题，张桃林的视角与常人不同。张桃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是必然趋势。2012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3亿人，并且以每年900万人~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已经成为回避不了的问题。
今年，张桃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了一份建议，呼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力度。他表示，公众十分重视农产品质量问题，要求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管，但如果追根溯源，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就要对农民素质的提高予以足够重视。
他说，我国现在要花大力气加快新型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是其中最重要的“细胞”。如果仍是千家万户的小而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农民的素质、生产资料的应用、现代科技的使用都有局限，对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产品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张桃林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镇化，要有土地的保障，要有产业、就业的支撑，要有人口的聚集，还要有公共服务，这样才是城镇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些地方，土地的城镇化快过人的城镇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他认为，从我国国情来看，适合推进“就近城镇化”。城镇化一定要跟农业现代化一起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化水平，从而解决就地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进而解决目前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交通大运输、家庭大分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张桃林指出，我国的土地产出率并不低，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分母很大，劳动生产率很低。我国农业劳动力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人数的问题，而是质量、结构方面的问题。现在农村劳动力中老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者比较多。
张桃林介绍，在培养农业后继劳动者方面，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立法保障、强制教育培训、严格职业准入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措施。例如，法国政府资助公立农业学校对务农青年公民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并强制要求其获得职业教育证书后方可务农。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新一轮改革议案中提出，将农业补贴政策中“直接支付”的2%，专门用于扶持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他在美国考察时见到，农民要想使用某些生产资料尤其是农药，需要有资质证书，证明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技能有所掌握。
反观我国，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投入相当不足。张桃林透露，中央财政支持的农民培训“阳光工程”项目，每年只能培训农民300万人左右，覆盖面不到5%，且大多属于一般性技能培训。从地方来看，产粮大县往往是财政小县，加之农业对拉动地方GDP贡献有限，因此，地方难以有足够的动力和财力投入到量大面广的培训中去。
“国家现在搞学历教育，我们希望实行免学费，就像中等职业教育一样，当然，要跟农民的生产生活相适应，搞弹性学制。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农民中专生培训计划。一般的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可以免学费，那么我们对农民、新型农民也可以。现在还有一些农民不一定接受学历教育但要接受培训。总之，一个是学历教育，一个是职业培训。”
张桃林认为，现有职业院校的涉农专业，一定程度上存在“去农化”倾向，主要是因为“适销不对路”，教育跟产业需求脱节，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能够在农村有所作为，自身也不具备这方面的动力。张桃林建议，国家应研究设立新型职业农民中等教育专项，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实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实行免学费和国家助学政策，培养具有农科中等职业教育水平的职业农民。
他还建议，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可以出台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比如，农民通过学习取得相应资质后，可以优先获得流转土地，金融信贷、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向这些农民倾斜，让国家的优惠政策优先落实到新型职业农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