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国十二届人大开幕式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既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同时也体现了将出任中国总理的李克强对于未来实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毫无疑问，中国的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主要抓手之一。但对李克强的新型城镇化的认知，除开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外，更要认知到其更是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实施改革的总抓手、主命题。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格局下，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更大的内需。城镇化既是产业化的结果也是产业发展的平台。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供应侧一个是需求侧，二者相辅相成。如果单纯靠产业尤其工业也将面临内需不足，城镇化后还能够出现更多对于服务业、新兴产业的发展机会。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必定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为此李克强将中国经济的内需最大潜力放在城镇化上是非常有必要。
但要明白城镇化只是中国最大内需的潜力所在而不是内需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就必须要借助改革来推动其实现。换言之，中国的城镇化是作为最大内需潜力所在，改革则是作为最大红利所在，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由此可看到李克强推动的城镇化更是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总抓手。
这次李克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核心将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的是体现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了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2.6亿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这些人尽管生活工作在城里而分享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想从以物为主转身走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中最大转身并非是基础设施、土地开发这种“硬转身”，而是牵涉到制度改革层面的“软转身”。因为长期以来中国高速、巨额的城镇化基础设施投入，大量建新城并没有达到实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缩小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依旧停留在只重速度而非质量的层面。换言之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一定将是制度改革的“软建设”为主，基础设施的“硬建设”为辅。
理解到中国的这轮新型城镇化将是改革为主线的话，就会清楚的看到这轮城镇化扩大的内需不会再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化，更不是再一轮的造新城化。而必将是通过制度改革，推动农民有序市民化，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更优化到以投资为主走向消费为主。
为此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肯定是以改革为主线，必定会加速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财税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体制制度、养老统筹制度、医疗体制、行政管理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首先推动目前处于夹生层的2.6亿农民工逐步转化成各个城市的市民，分享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推动新一拨将进城的农民随后转化为市民。这个数亿计的农民真正变成分享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市民，必定可以提升其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实现城镇化从最大的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
接下来，可以预见到在这种推动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城镇化改革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挑战。如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一个农民要转化为市民分享到均等的公共服务需要的资金当前水平将在几十万左右，几亿农民累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另外一方面为了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制度改革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当面临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意味着会加速现有的财税税种设置的改革，会加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的改革，也会加速国有资产进行新一轮股份化改革，当然也会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改革力度。如要实现城镇化中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不让资源更多的集中在北上广这些特大城市里面，那就要考虑改变设市的标准的改革，要考虑改变行政级别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方面的改革，设置要考虑对于城市官员的任免制度的改革。如要推动产业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必定会鼓励中国全社会更多创业，取消更多限制民营经济进入领域的制度改革，必定会让推动在更多全球化范围内资源的资源配置，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等等。
可以说这轮新型城镇化每向前进行一个制度改革就可能产生众多的关联制度改革，从而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形成绵绵不息的内生型改革的格局。同时，当前中国方方面面都有改革需求，但从谋大局角度来说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总抓手，毕竟如电力体制改革、医药体制改革等一些改革还不足以动全身，而城镇化中的改革最具备成为总抓手的条件。
当城镇化更是中国改革总抓手的认知确定后，也必须冷静的认知到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难度日益加大，执行起来困难不少。能够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城镇化是一种智慧，但未来能否推动城镇化改革最终取得实际成果，可能还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