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地生活留在城邦”。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内在动力的驱使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人类的城镇化脚步从未停止，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伴随着信息化和城市化日趋融合，智慧城市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并且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中。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近日分析指出，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城市是否已经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城市当前的智慧度如何，城市建设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支撑等，都是目前比较紧要的问题。
城市发展要为公众提供满意的公共管理服务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满意的公共管理服务。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转变城市发展思路，以更加集约、科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管理和运营，以智慧化的服务手段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智慧城市是我们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是城市信息化的新高度。在这样的智慧城市建设中，离不开它的治理、产业、环境、民生、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群的智慧化。”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家骏指出，智慧城市必须适应新一代技术的变革，利用当前所能够利用到的最新的高新技术，涵盖着智能的城市、数字的城市、无线的城市等共同汇集起来的一个信息化的城市，这才能称之为智慧城市。
城市的智慧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达到了智慧城市的标准？在宁家骏看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符合十八大关于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决策，必须针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顺应人民群众要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信息化促进人们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所以，在教育、就业、分配、养老、医疗保障以及收入分配改革方面，都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智慧城市里面，它的服务必须是可测量、可监控以及可分析的。它的资源必须是整合的，它的所有模式、技术和应用必须是创新的。
“智慧城市的本质在于信息化与城市化的高度融合，是城市信息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表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面对城市主体即政府、企业和个人，它的发展结果是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提升和完善，最终实现的是惠民的目标，表现为人类拥有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智慧城市的建设切忌盲目跟风，要讲求实效
在“调结构、转方式”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许多城市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与规划，并逐渐开始实践。智慧城市正逐步成为信息社会和城市发展的新型战略模式，推动了城市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智慧城市不仅覆盖了全国一些重点城市，就连一些基础薄弱的三线城市也正筹划着智慧城市建设。在肯定一些城市取得的成效的同时，有专家也提醒说，在智慧城市的热潮中，要摒弃某些城市人为地给自己“贴标签”现象，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核，也参与进来并推波助澜。为了避免后期大量问题的爆发，政府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强大的免疫力，因为“城市建设的期望值过大，会导致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不切合实际盲目跟风冒进，最终可能导致一定的城市建设压力和投资风险。”
在谈到我国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对策时，宁家骏也着重指出，目前一些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没有关注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脱离了城市特点和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比如说，一些城市盲目模仿其他城市的建设模式，一些城市的建设方案偏信了厂商提供的解决方案，使相应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隐患。
没有现成模板，要明确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与发达国家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城市所承担的功能更多，管理的边界更大，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将更为复杂，所解决的问题也与国外面临的不同，可以说没有一些现成的模板可以供参考。”宁家骏分析认为，国外发达国家是在工业较好的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重在绿色发展，惠民便民。而我们是在工业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我们面临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约束日趋尖锐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完善等。
宁家骏进一步分析指出，必须看到，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信息化以及信息安全的法规比较完善，而我国城市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建设智慧城市遇到的问题会更多。建议各地按照试点先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局部地区、局部领域首先开展试点，探索符合当地需要的智慧城市的建设模式和发展机制，等到条件成熟时，再扩大试点范围，积极稳妥地促进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
据宁家骏介绍，一个城市的发展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因地制宜明确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要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城市特点、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来制定明确的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
“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感觉到城市的智慧。”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如果政府热衷于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一定建不好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本身是一个长远的发展过程，国外都是从智慧小区开始做起，而我国的智慧城市做得比较大，我们的步子应该更加稳健，应该从基层做起。要看到，智慧城市建设不是技术工程，它涉及很多层面，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能不能形成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能不能让智慧城市和谐、健康地发展，机制、体制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邬贺铨院士看来，智慧城市需要好的规划，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协同发展，要避免出现“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包装比创新热”等现象，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智慧城市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