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因为51.27%的城镇人口中包括了那些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但是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
通过不同方式测算的全国城镇人口数量，也可以发现城镇化率被高估的迹象。
按照2011年城镇化率测算，全国城镇人口应为6.9亿。但如果按照总人口13.5亿减去农村户籍人口9.3亿来算，全国城镇人口实际只有4.2亿，两者相差竟高达2.7亿。
51.27%的城镇化率之中，还包括了被人为拉高的“半城镇化”部分。有些地区为了提高行政级别，争取更多权力资源支配，人为提高城镇化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县改市(区)、乡改镇，扩大了城镇人口比重，原先的农民顷刻间变成城镇居民，但是名不副实。
那么，城镇化速度高低究竟如何衡量呢？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工业化通过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改变土地形态等方式影响城镇化，两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在统计上一般将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中的百分比)比较来看。
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为51.27%，工业化率为46.8%，直观来看，城镇化率高于工业化率。但是从全球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并非理想的“两化”(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微博]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城镇化率为50.9%，与中国相当，但是工业化率为26.1%，远低于中国。中国“两率”(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09，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曾于2012年5月撰文分析了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两率”比重，周其仁认为，从大图像来看，中国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率的提升，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他认为中国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结论。
如是观之，中国城镇化提高空间巨大。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未来城镇化速度会很快的结论，因为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端均存在制约因素。
理论上来说，城镇化水平提高既取决于农村可以提供的富余劳动力数量，也取决于城镇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人口结构正急速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将会收缩。从需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吸收就业能力下降也是必然。
未来城镇化的成本会更高，仅高房价一项，便会将很多人阻拦在城市大门之外，更别谈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歧视、子女上学、社保地区分割等问题。因此，不可过分高估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模式：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对于一个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国家来说，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自不待言，那么接下来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进有速度有质量的城镇化呢？以往城镇化战略中有哪些教训值得反思和避免？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过程，换言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转移就业，农民转变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就业是前提，市民化是结果，无视这个逻辑，便会在城镇化的道路上迷失。
改革开放以前是城镇有吸引就业能力，但是极“左”政策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国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农民进城成为“工人老大哥”，因此改革开放前29年，农民转移规模和城镇化率极低。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此时国家实施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转移政策，9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跨区流动就业，即农民工进城打工，此后发展为农民的主要就业形式。一部分农民借此在城市安家落户，另有一部分通过上学、当兵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转换。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历了从限制到允许、鼓励的过程，正是这一要素的流动才造就了近十年城镇化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大幅缩小了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
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中国的城镇包括了县及县级以上城市和农村性质的小城镇(全国共有近2万个建制镇)。在过去30多年，关于城镇化究竟以何种模式发展——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一直争论不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组一位专家认为，纵观各国城镇化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超大城市(日本)和中心城市辐射型(韩国)为主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小城镇主导型(德国)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该课题组认为对中国而言，集中式模式更具优势。
但是，在政策层面上，中国一直鼓励的是后一种城镇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