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系列城市病的频发和拷问下，“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应运而生，伴随着智慧城市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我们看到政策层面的积极导向，建设厂商和服务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推行城市取得的良好成效，当然随着这一新事物的推广和实践，各类问题也逐步凸现。
纵观“智慧城市”发展历程，2009年9月由美国IBM公司首次提出;2011年9月中国工信部将“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规划;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国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工信部公布的试点名单140多个，41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还指明了网络信息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六个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
随着2014智慧城市落地元年的开启，伴随着智慧城市第二轮发展浪潮，将有更多地城市及区县加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行列，各个试点城市的项目或将陆续落地，未来10年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投资有望达到2万亿元。同时信息的开放互联、技术的融合发展、管理的服务变革正在成为推动智慧城市有序发展的动力。当前众多国内城市把建设智慧城市作为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智慧城市建设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例如北京提出要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加快向世界城市迈进;深圳把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突破口，打造功能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宁波提出把智慧城市作为提升科学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的动力和方向，重点建设六大智慧产业;上海提出云海计划，为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云计算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持。总体来看，对社会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程度较高，在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中，优先发展民生、城市管理等社会应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占比72.7%，其他城市以产业或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关注重点。
不能忽视的是，在智慧城市建设“高歌猛进”的表象之下，一系列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引起了业界的广泛重视及讨论。一是许多城市对自身发展基础和现状认识不足，在未能透彻领会智慧城市内涵和精髓的情况下一哄而上，盲目建设和投资，或一味追求新概念，而成为虚有其表、相互攀比的“面子工程”;二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目标及思路不明确，功能重复，同质竞争下导致的“千城一面”，在实际的使用中无法契合城市的实际及个性化发展需求;三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模式和商业模式缺乏整体性及可持续性，一旦地方政府热情减退或资金断裂，项目就成为“昙花一现”的无源之水，一切都成为空谈;即便是政府投入巨资完成，也因为忽略了市场及市民需求而局限于“政绩工程”;四是智慧城市项目体系庞大，但是多数城市在实践中却缺乏项目管理机制，信息孤岛、技术支持和衔接、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等问题比比皆是。
伴随智慧城市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面对当前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的争议越来越大，业界开始出现两批阵营及核心论调，即智慧城市万能论和无用论。而在日立咨询和鼎韬咨询联合研发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法论》中提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独谈“万能”或者“无用”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必须认清智慧城市不是“万灵药”， 科学规划、适度发展才是正解。那么，究竟智慧城市这味药在哪些领域效用最大呢?通过深度研究国内外优秀城市智慧建设实践经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解决部分城市病上具有奇效，如果城市管理者能够科学有序地加以计划实施，就能够达到为本城市发展中的难点和问题“把脉问药”的良好效果。下面以交通为例，说明智慧城市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能够发挥奇效。
诸多城市的亲身实践证明，智慧城市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针对交通问题取得的成效十分明显。首先，采用GIS、物联网、大数据、监控技术、智能分析决策等先进技术，研发的公路交通网络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调度管理系统、电子站牌诱导系统、电子警察系统、仿真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不停车收费系统、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等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这一问题。例如斯德哥尔摩的交通拥堵收费系统，采用交通拥堵收费、事故信息诱导、低碳环保检测等手段，从2006年开始试用智能交通系统，到2009年实现交通堵塞降低25%，交通排队所需时间降低50%，出租车的收入增长10%，城市污染也下降了15%，并且平均每天新增4万名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韩国富川市推出的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使交通量数据的精度从50%增加到90%，实时交通数据准确率提升了40%。
其次是交通事故频发难题，通过市内交通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调度管理系统，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车辆运营销量，降低事故发生率。智能交通信号系统，可以优化城市路口流量、平衡人车通行需求，减少高峰时段运行时间，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电子警察系统和仿真分析决策支持系统，有效规范了执法行为，优化交通环境，减少交通事件的可能性。例如新加坡推出的路边停车电子收费系统，让驾驶者可以直接通过安装在车内的车载读卡系统缴费，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化解社会矛盾和降低投诉时间，而且有效地降低了16%死亡率，7%的受伤率。
最后是城市交通污染问题，不停车收费系统的研发成功，利用车速感应、RFID、电子支付等手段实现自助扣费、不间断通行，改进了人工干预和停车交互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燃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例如浙江不停车收费系统使得2011年浙江省8万ETC用户共实现不停车收费900万车次，日均2.4万辆次，累计减少碳排放585吨，节省燃油消耗约27万升——平均到每辆车，每年能节约3.375升燃油，至少省下1小时等候收费时间。此外，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确保在交通流量最多时绿灯时间的最大化，并能在交通高峰时段根据具体需求调整交通信号的循环时间，使得6年减排15万吨CO2。
我们看到，面临当前各类城市病的不断涌现，智慧城市成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不可越过的必需手段。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来临，如何抢占其制高点进而不被智慧城市新一波浪潮抛下，以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给我们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机遇。随着十八大的召开，2014年全国城镇化规划的出台，相信智慧城市必将在中国城镇化历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未来如何精准分析城市治理各要素的内部联系、做好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以及更好地实现顶层设计落地尤为重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国内智慧城市最新进展，及时为您解读和分享我们的研究观点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