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可能是帮助解决很多结构性问题的手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他试图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阐述建设智慧城市。
在黄益平看来，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这些工具来改造或者改变经济活动或者生活。如果真正能做下去，它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与推动产业升级的意义都是非常明显的。
黄益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现在面临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投资太多、出口太多，经济主要靠制造业来拉动，因此平衡经济结构就需要增加消费、增加服务业。
创新也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我觉得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核心就是创新，产业升级，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黄益平说。
在黄益平看来，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取决于怎么去做。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政府过多投入，更多的是实现与市场的结合。“当然政府需要发挥作用，要发挥规划、引导的作用，提供基础设施。但建设智慧城市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他说。
而要让企业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推动金融改革问题。黄益平认为，现在金融体系不利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也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要通过改革金融体系，包括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来帮助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升级。
金融体系改革的支持和推动
黄益平分析说，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服务业会大幅度增长，这与我们现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是非常一致的。其次，消费比重也会不断地上升，这也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三，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会使用很多新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其实是在推动产业升级。“过去我们做的都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也许以后越来越多的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还会推出高附加值的服务业。”
建设智慧城市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核心问题是要改变我们的金融体系，因为创新需要技术性的因素，要有很好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和推动这样的创新，尤其是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融资渠道、融资中介的改变，从而为中小企业、对能够创新的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黄益平说。
黄益平指出，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体系。“从体系和规模来说，我们的金融已经非常发达。”这一体系在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有效，但现在碰到了很多问题。
“过去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持制造业的发展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体系同样能有效地支持以发展创新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设，所以金融改革变得至关重要。”黄益平说。
他分析说，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金融体系还是以银行为主；第二，金融市场的运作当中政府的干预多，对利率、汇率、资本流动都有管制，政府还控股了大量金融机构，所以政府对金融体系本身的运作具有强大的干预功能，由此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在很多金融服务上形成了双轨制，只有一部分机构、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个人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金融服务，大企业、国有企业、银行借钱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它的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低收入个人，融不到资，融资成本非常高。
“这样的扭曲在短期内对部分企业的经济活动是有支持的，但是对于长期来说，对于总体资金配置效益非常不利。”黄益平说。
第三，很多金融活动和金融决策的后果都由政府兜底。虽然这在短时间内支持了金融稳定，但是长期的后果就是很多金融风险最后都可能转化成为政府的债务负担。
这些特点将会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形成遏制。“没有一个经济的创新活动主要是靠银行融资支持的。显而易见，银行贷出去的钱都是要考虑风险的，银行不会把钱投给中小企业，投给创新企业，创新企业需要特殊的融资渠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下一步要建设智慧城市，就要求较快地推进金融改革。”黄益平说。
他认为金融改革内容应该包括，放开准入，允许有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包括直接融资的机构，到市场上来提供资金，或者是到市场融资；利率要市场化，因为现在的利率管制在极大程度上歧视了中小企业，其实也恰恰是歧视了那些可能会从事创新的机构；要逐步地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
黄益平最近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假定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或者提高至高收入水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提高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金融改革对于我们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有正面意义。”
但同时也会看到利率的并存，即在正规市场的利率、实际利率可能会上升2到4个百分点，但是在非正规市场的民间借贷利率会往下走，这对很多靠非正规市场融资但能从事创新性业务的中小企业是有力的。此外，在资本项目开放了之后，有很多人担心资金会大量外流，但其实量化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会有更多的资金往里来。“资金流进来当然会有很多的机会，但同时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因为任何一个国际收支的危机都是从资金的大量流入开始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资本往外流是值得担心的，资本往里头流同样会值得担心。”黄益平说。
政府的角色
智慧城市建设还涉及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发挥什么作用？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政府要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建设的主体，我觉得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规划、引导和协调。具体的工作应该由企业来做。”黄益平说。
通常而言，政府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维持市场规则和秩序，二是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建设智慧城市时，政府要做的也是这两个事情。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规划和有效协调，但政府不要包办其它事情。”
他进一步解释说，智慧城市的建设从核心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是一个需要大量试错的过程；创新很少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凡是创新很发达的地方，一般都是自发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个人在做各种尝试。它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你一开始不知道谁会成功。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人在试验，必定有人会成功。”黄益平说。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黄益平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会不会造成新一轮地方财政或地方投资的扩张，酿成新的财政风险。“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能替代企业或者替代市场来从事智慧城市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