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涉及50余个县，经济整合规模或达1.5亿人,其规模将远远大于当年洛杉矶崛起。在地球的东半部，很可能在21世纪中叶以前，重现当年洛杉矶与周边15个县市“长”在一起、1500万人集聚、在美国西部出现超大城市群，从而实现美国东西部均衡发展的世纪性事件。
突破行政疆界 释放更大利益
“京津冀一体化”是城市带整合的典型案例。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如何优化城市带的经济增长模式?处在京津冀城市带上的城市如何实现良性整合?
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是，在产业集群的成长中，将城市物理板块间的要素进行良性整合。
城市带一般是指沿某个流域或某个特别的地理区位，形成一个线状城市布局或城市间格局。经济发展规模的拓展、人力资源的丰厚、交通的便利，均会带来城市经济空间的集聚发展。比如，长江经济带沿流域展开的城市群就是资源整合的黄金水道。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洛杉矶及周边的15个县市进行圈层式边界拓展，最后“长”到了一起。今天的河北省廊坊市，已成为把北京和天津连成一片的结合部，是名副其实的京津走廊。
从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来看，当一个城市的GDP越过1000亿元后，其支柱产业和关联配套产业群在物理视觉上隐约可见。当GDP处在4000亿元-8000亿元时，出现消费中心——CBD;制造中心——核心产业园区;交通中心——枢纽性资源调度中心。当GDP处在8000亿元-1.2万亿元时，核心城市功能综合体和基准管理中后台也将成形。
在城市带的整合中，最重要的是随着经济要素的流动，物理空间的缩短，产业发展的行政疆界亟须突破。实际上，突破行政疆界、打造经济一体化格局可释放更大的利益。
合理配置资源 边际报酬递增
一直以来，贸易被认为是最好的获利办法。我国一度拥有的人口红利和绝对劳动力优势，使我们本能地选择了生产低附加值产品，选择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斯密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在于，依托车间经济作为主要形式，生产的成果——贸易产品加入到了世界竞争性市场当中。可以说，20世纪的产业链所生产的都是竞争性市场所需的产品。与此相对应，其配置资源的方式，更多地是使用竞争性市场来配置资源。
与车间经济、斯密增长不同，普罗米修斯增长可使增长实现超斯密增长，出现边际报酬递增。简而言之，京津冀一体化在资源配置意义上实现的收益，不仅有斯密增长，更多的是普罗米修斯增长。
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集合行动或决策，能够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成本不增加的条件下受益，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增长。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20年间我国城市间的竞争是政治经济学授权的竞争，是城市与城市在分割政策资源时的零和游戏，一致行动人——京津冀一体化变得无利可图，产业体系之间的良性竞争道路被忽略。把城市发展寄托在向中央财政切蛋糕的路径上，实在是丢了西瓜式的实践，因为缺失了制度设计。实际上，资源配置并不是以行政边界为疆界，而是以资源内在配置的规律、以投资报酬率的高低作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配置边界。
市场作出决定 金融业须匹配
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也要有金融业与之相匹配。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新洲区阳逻港拥有1亿吨吞吐量，是当地内河最大的一个港口。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使新洲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江北快速干线则成为连接新洲区和发达区域的重要通道。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2013年当地拿出5亿元，隧道局垫资5亿元开始建设。2014年，在高速公路靠近新洲地段划出约3000亩土地，建成后的快速干线有可能使这些土地升值。在利用传统信贷途径无法获得所需资金的情况下，新洲区创新性地设立项目平台公司，把建设关联资源放在一个封闭式基金里。这时，创新起到了作用，农商行评估后愿意贷出12.7亿元。
待所需资金到位、高速公路建好后，3000亩土地的价值将得到体现。同时，加上当地在社会、商务和政府配套、临港物流中台和后台等功能综合体方面的规划，这些土地又通过城市功能综合体获得价值提升。
要素资源实现跨市场疆界的配置之后，流动性大大提高，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增长在金融发展方面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