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城市建设方面已经有许多项目，诸如健康城市、生态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而智慧城市这一项目无疑更受中国政府的欢迎。2009年8月，温家宝视察中科院嘉兴无线传感网工程中心无锡研发分中心，就提出“感知中国”。IBM、思科、东软信息巨头公司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运营商在各地宣传智慧城市理念和方案也迅速得到上海、南京、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呼应，并在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支持下迅速在全国展开。“智慧城市”概念炙手可热。智慧城市试点已经接近200多家，多地在建设智慧城市上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3000亿元，“十二五”期间投资总规模将可能高达5000亿元，将撬动2万亿产业机会。目前智慧城市发展已经向县镇一级延伸，智慧城市建设的杠杆效应正在显现。伴随着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推进，市民初尝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好处。
目前智慧城市已经从最初的概念推广和知晓阶段逐渐转到落实和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推进的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IT技术不适应，也有互联网思维失意，还有原因是由智慧城市多学科、多领域属性决定的。人们面对智慧城市这一新生事物，不免有一些疑惑，我们为什么需要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会产生哪些问题？人们在感叹智慧城市技术神奇时，也会产生一些担忧，比如一切都在技术掌握过程中，是否会失去“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偶遇美感？在不断迭代更新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更多的焦虑？
人们发现，尽管智慧城市将使诸多群体受益，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智慧城市也不例外。随着推进深入，一些产业开始面临挑战，甚至走向衰落。例如传统的零售业、教育业、印刷业等。正如苹果等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使MP3、电子英文字典、数码相机等销售剧减，甚至消失。在欢呼过程中，人们既感受技术的魅力，也感受到威胁。这些产业消失，将意味着有大量的失业人群。虽然说得大数据者得天下，不过数据采集、加工、利用的过程表面是技术，实质是利益分配的过程，这也是数据公开困难的原因。此外，由于涉及领域较多，职能部门之间合作和协调成为工作主要的内容。谁是牵头方，是技术服从于利益，还是政治服从于技术，在实践中都演绎为棘手的问题。这也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往往需要一把手牵头的原因之一。尽管大家都知道智慧城市必将产生积极的效益，但是否能在一把手任期内呈现出喜人的景象，还需各部门协同优化，以及大量人力、物力的跟进，这些又迫使一些市政领导屈服于资本逻辑。打车软件出现的争执，除了市场、政府之争，资本力量之凶悍可见一斑。在这过程中，数字鸿沟显现也使人们感受到技术负面性。老人、穷人等弱势群体在“技术+资本”的结合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弱势群体在数字鸿沟面前，可谓旧愁未去，又添新伤。
虽然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也只有在发展中能得到解决。不过，城市政府需要意识到解决问题是王道，在问题面前只有适合的技术才是最重要的，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智慧城市不应仅是身怀绝技的工程师对各种最新技术的展示和炫耀，从而让人误以为它是城市信息化工程的升级版本。人们之所以对智慧城市寄托诸多希望，是希望借助技术的力量破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展现城市作为社会分工和交易平台的魅力。智慧城市更多地应该是从城市治理的维度展开，以问题为导向，将技术融合于治理框架中,切实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城市政府需要警惕“剧场效应”，防止智慧城市建设异化，否则可能“忘记初衷，智慧在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