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要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深入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独特问题，通过深化财税体制等改革，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政策和体制支撑。
一、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和特征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指明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目标路径。从城镇化规律和我国国情看，新型城镇化应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城镇化首先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演进过程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历程，而且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化时代，不同阶段表现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城镇化率低于30%的初期阶段，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农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有限，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在城镇化率为30-70%之间的中期阶段，工业发展提速，农业生产率提升，能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城镇化加速发展；在城镇化率高于70%的后期阶段，农业人口比重较小，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转换升级，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质量提升。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越高，城镇化水平也就越高。城镇化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产业现代化为支撑
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是产业现代化的过程，与产业现代化共生共荣，城市文明是经济社会繁荣的体现。首先，城镇化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凡是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及农村发展效率亦高。只有加快农业现代化，才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大量富裕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同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能够为现代农业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等问题。其次，城镇化要以工业化为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镇化发展的是城镇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而非资源拥有量或城镇规模的大小。产业是城镇化的“火车头”，工业集群与城市群的有机结合是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强化产业和就业支撑；否则，就只会出现贫民的空间转移，带来农村凋敝与城市病共生的严重问题。
（三）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文明提升
城镇化的主体是人，根本目的是为了人，要以人为核心。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还意味着相应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得到保障。从国外来看，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例如拉美、中东、亚洲一些国家由于缺乏适当的政策引导，城镇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使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建设者和居民都能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四）新型城镇化必须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可持续
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走过了资源掠夺、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一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环境瓶颈约束越来越严重，而且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工业化、城镇化继续走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难以为继。目前，我国一些重要能源矿产资源主要依赖进口，面临国家经济安全潜在风险。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面临压力。因此，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对环境倍加保护，对资源精打细算，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五）新型城镇化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合理布局为前提
从国际看，城镇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型模式，以及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无不以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以市场机制推进为基础，政府适度引导，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城市及城市群并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规划出来的，而是市场力量、技术进步与环境承载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看，不能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发展大城市，也不能搞遍地开花的小城镇，要以市场体系的发育为基础支撑，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体系，并在空间布局上体现出非均衡规律。新型城镇化一定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行政规划的体制惯性，促进生产要素包括人口自由流动，通过市场调节促进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城镇有序发展，使城镇化更有效率、更具活力。
二、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与体制国情，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呈现许多自身特点，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一些相对独特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土地制度改革滞后
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城市是国家所有。农地征用、转为建设用地等必须首先由政府进行征收，这种土地制度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单位产出率不高；城市外延式扩张，土地城镇化明显超过人口城镇化。2000—2011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明显高于城镇人口增长50.5%的速度。从城市开发强度看，上海、北京、深圳已分别达到43%、57%和47%，而长期繁荣的伦敦、东京开发强度只有23.7%和29.4%，法国巴黎大区和德国斯图加特地区分别为21%和20%。虽然农民利益在这些年得到较好保障，但现行土地制度仍然制约着农村繁荣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进城能力。
（二）户籍制度行政性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