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基础设施供应以及资源、环境等无法适应和匹配。城市要求大规模的电力、优质的能源和大型的集中水源作为支撑，人均能耗、水耗以及垃圾集中排放量都要比农村大得多。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缺水，大部分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围城现象突出，无害化处理率很低。虽然各级政府在给排水、环保等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逐年增加，但资源和环境供应保障的缺口并没有相应缩小。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过快。
生态脆弱区域对都市区和产业人口密集区域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产业和城市集聚区域的发展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支撑。因此，大城市与周围广大的区域构成了以生态服务和生态补偿为纽带的整体。城镇化的规模受到生态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
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
与广大农村的“空心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广阔的农村和大规模的农业人口。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很大、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的基本国情，城镇化率的长远目标不一定非要像发达国家一样达到70%～80%或更高的水平。
中央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一些地区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面貌有明显改变。
从长远角度，需要构建“大和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包括县城）—小城镇—农村新型社区”为框架的城镇居民点等级体系。特别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县城及建制镇的城镇建设投入，以县域城镇化作为未来10～15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传统理念总是将城镇化理解为“农民进城”。这种理念上的守旧，导致了城乡统筹的困难。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实践中已经产生了新的模式。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具有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不城不乡的小镇，我国部分发达地区也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根据具体条件灵活地发展城镇化。建设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的新农村将是许多地区进行城乡统筹的重要模式。经济繁荣的新农村是我国社会安定的“稳定装置”
关于城镇化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从20%发展到40%用了几十年至上百年，自40%的城镇化率到今天的80%左右的城镇化率又经历了几十年。我们要考虑，我国有没有条件在城镇化速度方面大幅度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水平的起步阶段平均每年增加只有0.16～0.24个百分点，加速阶段每年增加也仅达0.30～0.52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从20%提至40%，英国经历了120年（1720～1840年），法国经历100年（1800～1900年），德国经历80年（1785～1865年），美国经历了40年（1860～190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1920～1950年），日本经历了30年（1925～1955年）。
此后，他们又经过了几十年到近百年的发展，城镇化率达到70%～80%以上。
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4.98亿总人口中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镇化率高达75%以上，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是其经济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失业和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半。超过三分之一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2000万人流浪街头。出现虚假城市化和贫困城市化的“拉美病”。
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于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样的城市化是拉美部分国家政治不稳定、社会动乱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我国各个时期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充分考虑产业支撑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并参考国际上的经验，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年均增长保持在1.0个百分点以下、在中长期范围内以0.8～0.6个百分点为宜。
与此同时，各地区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时，应因地制宜，研究制定符合各个地区实际的发展目标，防止在城镇化率及有关城镇发展指标方面的盲目攀比和赶超。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与城镇化的格局及城市功能密切相关。
青藏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牧交错带和喀斯特地区等多种特殊类型的地区，大都是生态脆弱的区域，有些是水土资源严重缺乏的区域。不可能普遍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未来经济增长和进一步城市化的重点区域，必然是气候、地形及水土资源条件比较适宜和优越的区域。这些区域主要是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地带的平原和盆地。这些区域在现代化支撑体系保障下，可以建成“高效率、节约型、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海洋，早在19世纪就被认为是“伟大的公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受海洋的吸引是长期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加强了。沿海地区经济国际化大规模发展，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大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带开始形成。沿海大城市群正在成为我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和活力的加强完全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战略利益和长远利益。
由于发展历史、经济区位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在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方面必然具有明显的差异。各地区城镇人均综合用地标准也应该符合区情。需要根据人口、经济密度和人均耕地等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划分若干大区并确定它们的适宜控制指标。
关于城镇化规划和城市群规划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区域是几个大的城市群。城市群的内涵是以1~2个特大型城市为核心包括周围若干个城市所组成的内部具有垂直的和横向的经济联系的经济区域。
由于经济活动高度密集和在空间上的压缩，城市群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增长极，也是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我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正在成为我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我国的门户。
现在全国要划定几十个“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群”的内部各城市间没有密切的产业（横向的和纵向的）联系，缺乏功能很强的核心城市等。在这种情况下，周围许多城市还千方百计地往里面挤，希望成为国家经济增长极的一员。
这些“城市群”并未在一系列公共服务系统（部门）取消现有的管理机构而迈向一体化。因这种实质意义的一体化要跨越现在体制和制度的门槛，而没有这一点城市群建设将可能流于形式。也没有就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空间重组、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积极治理环境污染等进行周密的论证。而主要是进行大片地占地，在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之间规划轻轨建设及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等。
各地政府广泛地组织编制各种区域性规划（有的称作“空间规划”），包括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新区规划、产业集聚新区（地带）规划、新城规划等。这些规划普遍存在；规划的盘子过大，目标不切实际。多数区域的产业规划主观臆断，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科学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普遍借各类“新区”建设规划之名，实行大规模圈地、（向上）“要地”和“造城”。
城镇化规划可以分全国性和省区市两级，不宜编制地市一级的城镇化规划。城镇化规划主要阐明城镇化发展的意义、趋势、中长期目标及本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方向和支撑潜力、人口集聚、城镇规模结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保障和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以及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等。
全国一级的城市群规划可以先确定在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核心）、珠江三角洲（香港是这个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广州应该培育成核心城市）、京津冀（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城市）及成渝地区（以重庆、成都为核心城市）和辽宁中南部地区（以沈阳、大连为核心城市）等五个地区进行。
现在有关部门提到的省市区一级的城市群，就核心城市的产业层次、城市间产业联系、人口和就业人员流动的规模等还不具备城市群的条件，需要暂缓进行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