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中国的城市小区都很大，路比较少，路网的密度只有欧洲一些城市的1/6。这样，城市的连通性就很差。东京的银座，很多街区是150米乘以150米，几乎见不到1500米乘1500米的街区，但是这样的街区在中国比比皆是。
此外，中国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建成区的面积过去10年增长了76.4%，城镇常住人口只增加了50.5%。过去10年，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下降幅度超过25%，主要是很多城市搞了新区、开发区，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很多在5000以下。中国对城市土地的利用不是越来越节约，而是越来越粗放。
中国的城镇化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过大。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依赖卖地维持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甚至是搞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里给大家提供最新的数据，2000年，中国的土地出让收入只有596亿元，去年已经达到了4.2万亿元，年均增长38.7%。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期从9.3%提高到60.9%。
中国这种城市土地出让制度学的是香港。但是，香港回归以来卖地收入一共只有1626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比重是4.92%。现在，内地一个县级市卖地收入就可以跟香港差不多。
土地财政是不合理的，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不可持续？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征来土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亩需要2000元，到新世纪初2万到3万元。现在在上海，补偿需要7万到8万元。土地征用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土地出让的净收入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有一个课题报告讲，净收入占土地出让收入的比重最高的时候能达到30%，这两年已经降到10%以下。至于说不合理，主要是说政府把土地市场完全垄断，然后用一个很高的价格卖出去，使得土地价格过高，地价越来越贵，最终导致房价越来越高，城市普通的老百姓无力承受这么高的房价。所以说，土地财政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普通收入阶层的利益。
户籍、土地、市政债、治污是改革重点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突出、环境污染严重成为制约城镇化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市政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改革。
说到新型城镇化要强调包容，韩俊表示，是因为中国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越来越突出。
中国的问题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使得这些人来到城市只是打工、就业，不能够融入城市，享受和有户口的居民同等的权利。中国现在城镇常住人口当中，农民工和他的家属有2.34亿人。也就是说，不到4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它导致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当中，收入差距不能缩小。
韩俊说，面对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最近5年，农民工在城市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都在20%以下，而且5年只提高了4%。以武汉为例，一个农民工要参加城市的社会保险，企业承担的费用占工资总额的31%，其中养老保险占20%，医疗保险占8%，失业保险占0.5%，计划生育保险占0.7%，工伤保险占0.5%-2%。武汉一个农民工要交足五险，企业一个月要支付516元，个人要支付165.71元。如果企业给农民工交保险交齐，成本增加1.8%到6%。由于社保的缴费水平太高，所以现在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一个月发6000元工资，但是必须拿3000元的票据来报账，这样企业的社保负担就会大大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也没有受影响。
还有一点，虽然最近几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提高比较快，但是中国最低工资占城市平均工资的比例却是一个总体下降的趋势，当前只有25%左右。跟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这个水平是偏低的，有不少国家达到35%左右。
新型城镇化还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现在的城市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空气污染、水土资源、交通拥挤。资源枯竭型城市全国有118个，接近占到60%；661个大中城市中，缺水的有400多个，北方城市缺水是非常普遍的问题；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7个在中国。韩俊说，我们下属机构和其它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对133个国家的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中国排在大约第87位，空气质量排全球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度。此外，中国现在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3到4倍。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已经对全国74个城市的PM2.5进行监测，京津冀13个监测城市中，有7个城市排在全国前10位，因为中国重化工业35%到36%的生产能力集中在京津冀周边地区。
韩俊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关键要靠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提高城市的包容性，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户籍改革的方向现在已有共识，就是要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要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和差距，保障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创造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环境。中国的户籍制度从1958年到今天，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存续时间最长的制度，现在不可能短时间彻底改过来，所以中央要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就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放开城区人口50万到100万的城市落户，1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合理放开，300万-500万合理确定落户的条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严格控制。
户籍改革的本质问题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农民工群体平等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和其它居民权利的过程。这需要实现四个融入：农民工个人要融入企业，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比如说，中国现在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有的企业使用比例高达70%甚至80%，劳务派遣工跟企业有劳动关系，但是没有签订合同，可以让企业逃避一些劳动方面的责任。现在国家政策要求，将劳务派遣工比例在几年之内降到10%以下。
土地方面也必须要推进改革。总的原则就是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守住底线说的是要守住耕地红线。中国粮食自给率现在是88%多一点，如果要保持在95%以上，耕地必须要有18亿亩以上，所以中央要定18亿亩的红线，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来推进城镇化。
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韩俊说，据他们计算，到2020年，中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大约需要20万亿到27万亿元。按现行的办法，这么庞大的融资需求是难以满足的。现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偏大，要让市政债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解决法律层面问题，约束机制也要建立起来。建立一个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另外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可以用科学经营权的方式来融资，包括资产债权化，包括公共私营合作制(PPP)。
第四个方面，必须要向污染宣战。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特别是像空气污染、水污染，需要超越行政边界，采取跨辖区管理机制，这也是改革。现在京津冀已经建立了这么一种污染的治理机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加紧完善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私人轿车在大城市作为交通工具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方面北京走了很大的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