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将城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发展模式，即智慧路径之下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寻找好的改革方法和实现路径，才能达到城镇化改革稳步有序的推进效果。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3.7%，中国城镇人口是7.3亿。7.3亿人口意味着什么？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总人口比欧盟人口总和还要多2.2亿。
此外，中国城镇化增长率会保持在1%左右，但是也意味着每年最少1600万到2000万人口要从农村进入到城市。每年在一个国家内2000万人口进入到城市，在世界上史无前例，没有经验可循。每年2000万人口进入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规模的速度进入，在城市解决他们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政府、市场在关心的事情。
第三，中国7.3亿城镇化人口分布在什么样的城市里呢？大致658个设市城市，其中1000万以上6个，400万到1000万的有15个，100万以上的是140个。除了设市城市之外，在全国还有建制镇，平均镇区人口1.1万，建制镇里5万人口以上是753个，还有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建制镇。全国7.3亿人口分布在658个设市城市和将近2万个建制镇，这么多的城市在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中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可持续的道路还是粗放型的道路，正是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内容。
人口的质量型增长替代原有的数量型增长，这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就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因为7.3亿人口里户籍人口才不到5亿，还有2.5亿多人口如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就业和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问题。
2万多个城镇如何从粗放型扩张转到集约型增长，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新型城镇化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样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涉及所有的内容，都需要用智慧的方法来考虑。
中国城镇化特点
要了解中国的城市和国际上城市的区别，才能更好地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寻求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首先，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是有等级的；国际上所有的欧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没有等级的。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特点。
中国的等级决定中国城市资源的流向，城市是管理城市，城市管理农村。此外，城市是非自治的，非自治意味着等级化的管理体制：整个城市的长官对谁负责，到底对社区的百姓负责，还是对上面负责。在中国，官员的执政要考虑双向选择，满足上下两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此外，城乡土地的权利不平等。中国城市产业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来源，甚至包括投资资金，恐怕不仅仅是来自财政，来自税收和预算内财政，更多地要来自于土地。可是土地的获取是靠城乡不等价的交换获取的，所以低成本的土地会是维持整个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其次，需要了解在这种体制特点条件下，中国城市的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会带来哪些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产业推动的过程，是工业化带动的过程。这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中国的城市经营模式不同于外国，中国的城市不是靠企业的管理创新方式来经营，也不是依赖于政府的税收管理、依赖于基础设施收费或者靠金融支持。中国的城镇政府更多的是通过低价征用土地，降低工业发展成本，同时依靠开发房地产卖地来获得土地出让金，支持城市的建设。卖工业用地是赔钱的，必须通过房地产开发增加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依此弥补工业招商引资的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问题在于，一届政府是这样，两届以及后任政府还是这样。可是不同届的政府不能卖同样的地，下一届政府继续卖新地。中国城市主要负责人的平均任期只有三年。三年卖一次地，就导致了中国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摊大饼的发展模式。
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已经沿袭了几十年的政府经营思路下，作为传统的习惯还在继续蔓延。我们前些天在试图校正几个城市的发展规划时，城市的官员就反应强烈地表示，不按照卖地这种模式就不知道该怎样做了。所以，由于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就会导致城市的面积粗放地扩张，进而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因为卖地和其他的制度支撑，就会助长短期利益的积累和泛滥，导致城市管理的表面化，形象工程普遍，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例如，中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现在才44%，中国的城镇化率53.7%，低于下中等国家。一个城市发展的重点是要发展服务业，所以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城镇化率80%，服务业占的比重是超过了工业比重的2倍到3倍，甚至到4倍。实际上城镇化到了50%以后，服务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为什么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因为城市摊大饼太大了。传统服务业最有利于城镇化进程中就业的增长。可是因为通过房地产开发的城市，服务业经营成本要增加房地产的成本，传统服务业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成本约束。
当城市更多地关注表面的形象，就不会容忍中低收入者和外来的农民经营适合他们就业水平的服务业。我们看到城管和社会就业的矛盾已经严重地受到了社会的诟病，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