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快速发展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认为，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发展就必须让城镇与世界市场建立起联系。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看城市有两种类型
俞金尧的专业是历史研究，表面上看，历史与城镇化建设有一定距离。但俞金尧说：“我研究世界城市的变化发展史多年，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得到一些借鉴”。
从历史上看，城镇化有两个类型：第一类城市是在一个区域或国家的行政体系中处于不同层级的中心；第二类城市是在地域较为广阔的地区性或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同层级上的结点。
俞金尧说，一个地区也好，或者一个国家也好，只要这个地区有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城镇就处在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个一个结点上。比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一直到小的集镇，会形成一个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行政管理的中心，或者权利的中心。围绕这些中心就会发展成为城市或者城镇。作为行政中心是管这一地区的，是为地方服务的，经济也会自然形成，所以它的经济也是服务于地方的。在西方也是这样的，近代以前可以说城市也是一个一个政治权利的中心。中国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改革开放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跟外界基本上处在隔绝的状态，没有参与到世界市场中去。所以，我国以前很多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县城。
封闭系统造成了古代城市规模难以增大
在古代，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算是很大的城市了，但现代的城市动辄就是上千万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俞金尧说，在第一类城市中，除了首都和少数城市，大多数城市主要是管治一方的政治中心，其经济功能以服务于本地及周围农村地区为主，市场容量有限，能吸纳的劳动力不太多。而且，这些城市的兴衰往往与其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相关。近代以前的农业社会里的城市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城市化水平难以大幅提高的原因所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多数也属于这一类。
“但第二类的城市就不同了，它是与世界市场连接的，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点，因而比单纯行政结点的城市要大”俞金尧说。第二类城市主要是在近代，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迅速发展起来，城市参与了与远方的市场有关的经济活动，其经济功能突破了为地方服务的局限，从而得以大量吸纳农村人口。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市化大发展，均依赖于世界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尤其是东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是因为中国越来越深地参与了全球化进程所致。
权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行政管理范围越大，权利越大，城市可能就越大，一旦权力发生转移，这个地方就会衰落，或者发展受影响。俞金尧说，一个行政体系里的城市化水平，始终不会很高。从世界历史来看，一般城镇化水平也就百分之十几，很少有超过二十的。俞金尧说：“现在的城市主要有经济功能、服务功能，而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性、服务性的，是服务于地方的，是区域性的，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古代城市的市场是有限的”。
城镇化快速提高的路径选择
中国未来要使城市化再提高20%以上的水平，达到70-80%，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同时，由于大城市已形成的各种压力，这些待转移的农村居民主要还是要流向中小城市和城镇。俞金尧说：“中小城市和城镇如何吸纳众多的农村人口，这是我国的城镇化必须面对的难题”。
俞金尧认为，在中小城市培育和发展与远方市场，特别是与全球经济相关的产业，对于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将至关重要。我国新型城镇化要健康发展，所依赖的产业不应是为地方服务的产业，而主要应依赖于与远方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相关的产业。
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如何破解这一制度樊篱？
俞金尧提出了5条建议：一是国家要在财政、金融、税收、信息、劳动培训和就业等方面制定政策，积极促进中小城市和城镇外向型产业的发展。二是建立全国性的产业发展信息网，使中小城市和城镇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三是结合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向中小城市和城镇转移。四是鼓励中小城市和城镇中现有的居民、农民及返乡农民工创业。五是免费或补贴农民的技能和职业培训。
